論衡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閒，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眾，說論洞溢，稱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穀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
第，文以萬數，其過子云、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云作《太玄經》，造於〔眇〕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問於桓君山以揚子云。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羡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眾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云論說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
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殻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殻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裡，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泄〕，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強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
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為謀，集扎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穀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
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眾，說論洞溢，稱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穀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
第，文以萬數，其過子云、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云作《太玄經》，造於〔眇〕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問於桓君山以揚子云。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羡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眾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云論說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
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殻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殻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裡，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泄〕，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強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
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為謀，集扎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穀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