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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傳
從前的矛盾仍不時地打擊着貝多芬。他需要朋友，特別是親密的朋友；他也嘗試着不與他們交往。「更多的是孤獨！」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一個人終究是不會令人滿足的。我想離開此地，住在鄉裡，或者住在幽靜而甜美的森林中！」但時隔不久，他又覺得「孤獨的生活是有害的」。
貝多芬不再周旋在貴族的客廳裡了，也不再去教導他們的子女；羅曼蒂克的生活不再為他的生命所有了，真誠的朋友仍徘徊於他的四周，儘管他們是忠實的，但他們暗中仍不願意光顧他獨身而不整潔的寓所。
1818年，貝多芬仍然見到過他所鍾愛的女人坐在馬車裡從眼前路過。這使他充滿了痛苦、悵惘。
耳聾仍在折磨着貝多芬。「我比任何人都敏感，詛咒着自己早已被損壞的聽覺，當我在人群中時，我只能感到難受。」
貝多芬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脾氣，也不需講什麼禮節。貝多芬也不遮掩自己的耳聾。朋友們都知道將嘴放在他的左耳邊，以合適的聲音同他說話。司蒂芬·馮·勃朗寧沒有雜在其中，因為他再次與貝多芬發生了一次爭吵。
林加在克羅地亞教小埃杜特學拉大提琴，蘭茲在倫敦，但仍有許多朋友跟他在一起。
那些音樂上的軼事對貝多芬而言沒有什麼價值。假使有一個不識趣的人想阻礙他的思想，那他就會「碰一鼻子灰”。貝多芬音樂的想象力多記載於他的草稿簿。休蒙說：“貝多芬在創作樂曲時，常使用他草稿簿中的『警句』，只需將它們重新組合、整理以後，就成為世界上最美妙的音樂了。」
查理斯·乃達，一個年輕而富有志氣的英國人，1816年6月到達維也納，立刻得到了貝多芬的愛護。另一個年輕人就是辛德勒，是繼柴姆斯加爾之後主要書寫貝多芬生平的人。辛德勒很高興接受音樂大師的慈光照射，而以身為他的關門弟子為榮耀。貝多芬對他很器重。
貝多芬常坐在有名的「玫瑰樹」啤酒店的角落裡，辛德勒下午從大學裡上完課之後，常發現他坐在那兒讀報，並等待着自己。
貝多芬要馮·卡恩加律師替他解決一個重大的衝突事件關於金斯基的，繼續不斷地用疊句寫信給他：「當我發現自己的精神狀態極佳的時候，我就能在藝術境地中找到快樂的一刻，但凡俗的精神將我拖了下來，那是為了兩樁訴訟事件。」無休止的爭論剝奪了他的快樂，他為了收入短少而起訴，為了基金之多少與人交涉，因此，所有這一切都將他從美妙的精神狀態中拖到了平凡的世界上。
在1814年，除了重新修改後的《菲岱里奧》之外，還有為紀念巴斯瓜拉蒂妻子而寫的《悲哀的歌》和《e小調鋼琴奏鳴曲》作品第90號，它是為莫里茲·裡區諾斯基訂婚而寫的，大約在埃杜特家裡由林加作了首次演奏。
貝多芬等候着法律的判決，因為有三件訴訟的案子同他牽連着。他煩惱，但只能逗留在維也納城中。他會手中拿着記事冊，漫遊過謬特林和紐斯道夫。謬塞爾的不義使他感到沮喪，或者咒罵著「不害羞」的金斯基。
聽到他的聲音，別人還以為他是一個可憐的犧牲者。他胡亂地罵著每一個人，只有魯道夫除外。這位真正的恩人答應了他一切可能的要求，甚至不必管的事也會代為力爭。貝多芬罵勞勃高維茲為「流氓王子」，那是很不公平的，他忘記了是王子第一個推薦他的。
勞勃高維茲仍保持着和順的態度，金斯基也不說什麼。但是，他不能寬恕金斯基的就是因為金斯基沒有完全實行他口頭上所答應付給他的金幣。但是，金斯基在暗中指示他不要接受琪羅米·波拿巴的金錢。
1815年1月，這個關於金錢問題的案子終於解決了；到了3月裡，貝多芬接到了自1812年11月起所拖欠的2500弗洛林。此後，金斯基每年付1200弗洛林，勞勃高維茲每年付700弗洛林，直到貝多芬去世為止，總計每年可得3400弗洛林。
然而，貝多芬仍在抗議着他的窮困。他的《菲岱里奧》不斷地演出，已經公演了16次，的確已達到了大眾化的地步，商店的櫥窗裡陳列着他的雕像，從湯姆遜和施坦納等地常有人給他匯款。
到1816年，貝多芬已很有購買力了，在七個國家銀行中的存款到他去世時已有7400弗洛林之多。這一個數目是別人所贈和音樂會的利潤所積累起來的，同時加上了付給他的每年所欠的款項。但是，他在寫給卡恩加、蘭茲和給別人的信中所寫的卻是一連串矛盾的問題，說自己處于一個多麼窮困的境地；他說在1815年不能付給他生病的弟弟一些金錢，不能付房租和稅款，那一年他還向斯坦納和弗朗茲·白蘭坦諾借過錢。
貝多芬的弟弟卡爾的肺結核病已到了晚期，活不了幾個月了。貝多芬對他只有無可奈何的憐憫，便把關心轉到了侄子小卡爾身上。那是一個 9歲的孩子，查爾斯·萊德描述他是一個非常美麗而聰慧的孩子。在卡爾去世之前，貝多芬還分幾次償付了卡爾家庭所負債務。
他在給蘭茲的信中說已替他的弟弟付了 1萬弗洛林的債務，「這樣就可以讓他生活得安逸些」。
貝多芬對這個孩子的興趣一日甚于一日。他不信任他的母親。這個孩子也許是他終身惟一值得投資的對象，他對他的前途憂心忡忡。
1815年11月16日，卡爾終於去世。遺囑是在兩天之前寫成、由貝多芬記錄的。貝多芬顯然也提起自己願作小卡爾的保護人。但是，他說得太遠了，使卡爾的心中充滿了疑慮，並在遺囑的附錄中註明了以下的字句，日期亦相同。
貝多芬不再周旋在貴族的客廳裡了，也不再去教導他們的子女；羅曼蒂克的生活不再為他的生命所有了，真誠的朋友仍徘徊於他的四周，儘管他們是忠實的，但他們暗中仍不願意光顧他獨身而不整潔的寓所。
1818年，貝多芬仍然見到過他所鍾愛的女人坐在馬車裡從眼前路過。這使他充滿了痛苦、悵惘。
耳聾仍在折磨着貝多芬。「我比任何人都敏感，詛咒着自己早已被損壞的聽覺，當我在人群中時，我只能感到難受。」
貝多芬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脾氣，也不需講什麼禮節。貝多芬也不遮掩自己的耳聾。朋友們都知道將嘴放在他的左耳邊，以合適的聲音同他說話。司蒂芬·馮·勃朗寧沒有雜在其中，因為他再次與貝多芬發生了一次爭吵。
林加在克羅地亞教小埃杜特學拉大提琴，蘭茲在倫敦，但仍有許多朋友跟他在一起。
那些音樂上的軼事對貝多芬而言沒有什麼價值。假使有一個不識趣的人想阻礙他的思想，那他就會「碰一鼻子灰”。貝多芬音樂的想象力多記載於他的草稿簿。休蒙說：“貝多芬在創作樂曲時，常使用他草稿簿中的『警句』，只需將它們重新組合、整理以後，就成為世界上最美妙的音樂了。」
查理斯·乃達，一個年輕而富有志氣的英國人，1816年6月到達維也納，立刻得到了貝多芬的愛護。另一個年輕人就是辛德勒，是繼柴姆斯加爾之後主要書寫貝多芬生平的人。辛德勒很高興接受音樂大師的慈光照射，而以身為他的關門弟子為榮耀。貝多芬對他很器重。
貝多芬要馮·卡恩加律師替他解決一個重大的衝突事件關於金斯基的，繼續不斷地用疊句寫信給他：「當我發現自己的精神狀態極佳的時候，我就能在藝術境地中找到快樂的一刻，但凡俗的精神將我拖了下來，那是為了兩樁訴訟事件。」無休止的爭論剝奪了他的快樂，他為了收入短少而起訴，為了基金之多少與人交涉，因此，所有這一切都將他從美妙的精神狀態中拖到了平凡的世界上。
貝多芬等候着法律的判決，因為有三件訴訟的案子同他牽連着。他煩惱，但只能逗留在維也納城中。他會手中拿着記事冊，漫遊過謬特林和紐斯道夫。謬塞爾的不義使他感到沮喪，或者咒罵著「不害羞」的金斯基。
聽到他的聲音，別人還以為他是一個可憐的犧牲者。他胡亂地罵著每一個人，只有魯道夫除外。這位真正的恩人答應了他一切可能的要求，甚至不必管的事也會代為力爭。貝多芬罵勞勃高維茲為「流氓王子」，那是很不公平的，他忘記了是王子第一個推薦他的。
勞勃高維茲仍保持着和順的態度，金斯基也不說什麼。但是，他不能寬恕金斯基的就是因為金斯基沒有完全實行他口頭上所答應付給他的金幣。但是，金斯基在暗中指示他不要接受琪羅米·波拿巴的金錢。
1815年1月，這個關於金錢問題的案子終於解決了；到了3月裡，貝多芬接到了自1812年11月起所拖欠的2500弗洛林。此後，金斯基每年付1200弗洛林，勞勃高維茲每年付700弗洛林，直到貝多芬去世為止，總計每年可得3400弗洛林。
然而，貝多芬仍在抗議着他的窮困。他的《菲岱里奧》不斷地演出，已經公演了16次，的確已達到了大眾化的地步，商店的櫥窗裡陳列着他的雕像，從湯姆遜和施坦納等地常有人給他匯款。
到1816年，貝多芬已很有購買力了，在七個國家銀行中的存款到他去世時已有7400弗洛林之多。這一個數目是別人所贈和音樂會的利潤所積累起來的，同時加上了付給他的每年所欠的款項。但是，他在寫給卡恩加、蘭茲和給別人的信中所寫的卻是一連串矛盾的問題，說自己處于一個多麼窮困的境地；他說在1815年不能付給他生病的弟弟一些金錢，不能付房租和稅款，那一年他還向斯坦納和弗朗茲·白蘭坦諾借過錢。
貝多芬的弟弟卡爾的肺結核病已到了晚期，活不了幾個月了。貝多芬對他只有無可奈何的憐憫，便把關心轉到了侄子小卡爾身上。那是一個 9歲的孩子，查爾斯·萊德描述他是一個非常美麗而聰慧的孩子。在卡爾去世之前，貝多芬還分幾次償付了卡爾家庭所負債務。
他在給蘭茲的信中說已替他的弟弟付了 1萬弗洛林的債務，「這樣就可以讓他生活得安逸些」。
貝多芬對這個孩子的興趣一日甚于一日。他不信任他的母親。這個孩子也許是他終身惟一值得投資的對象，他對他的前途憂心忡忡。
1815年11月16日，卡爾終於去世。遺囑是在兩天之前寫成、由貝多芬記錄的。貝多芬顯然也提起自己願作小卡爾的保護人。但是，他說得太遠了，使卡爾的心中充滿了疑慮，並在遺囑的附錄中註明了以下的字句，日期亦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