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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由於中國對俄羅斯之特殊尊重，衍生出了一個頗有意思的後果，即俄國戰俘的待遇。這些戰俘總共約百人，都是在雅克薩之圍前幾次戰鬥中俘虜過來，他們得到了寬赦並編入清軍的一個牛錄
滿軍鑲黃旗第四甲喇第十一牛錄。作為旗人，他們被授予軍爵且有營房駐地。他們每年有一筆俸祿，還允許完全自由地信教。
康熙皇帝賜了一座佛廟給他們，他們將它改建成一座東正教堂，稱「聖尼古拉教堂」，後來改名為「聖母升天教堂」。中國人則稱之為「羅剎廟」，而更通行的不太確切的叫法是「北俄羅斯館」。
俄羅斯商人的境況也不錯，他們來華的時間始於1693年的伊德司(Ides)使團，獲准結夥成二百人的商隊每三年來北京一次。他們固然要自己解決來華的川資，但帶來的貨物卻是免課關稅的。在北京期間，他們寄宿于「南俄羅斯館」
是前明的舊「會同館」。按規定他們應在八十天內做完生意及離開北京。
但這些規章不過是形同虛設而已，例如，1698年，由連古索夫和薩瓦季耶夫率領的商隊就包括了近三百名商人和二百名賬房、仆役和夥計。在1698-178年間，有十個這類商隊前來北京，平均為每兩年一次，而不是如官方規定的每三年一次，並且他們還經常獲准居留北京超過法定的八十天期限。有時，中國宮廷甚至還向那些虧了本的俄國商人提供貸款。
在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之後，俄羅斯教士團隊獲准每十年來北京一次，為這裡的俄羅斯人佈道，並由中國政府提供他們的川資和居宿費用。在1729到1859年間，有十三個這類的使團來到了北京。教士們住在南俄羅斯館，並且在那裡保持了一座稱為「聖燭庵」的教堂，該教堂後來重新起名為「聖母滌罪教堂」。1729年以後，宗教使團的教士也在「聖尼古拉教堂」做彌撒。
《恰克圖條約》允許俄國派學生前來北京學習漢文和滿文。 1728年，一所教習俄羅斯人的語言學堂作為南俄羅斯館中的一個單獨機構落成了。俄羅斯學生前來作為期十年的學習，中國人承擔他們的路費和膳宿費，但要求他們穿著由理藩院提供的中式服裝；禮部提供食物，國子監則指派一名漢人和一名滿人教授語言。這座學堂還附有一些塾師。
同樣地，中國政府也感到有必要教習俄文。理藩院從八旗子弟中挑選了24名學子來學習五年的俄文和拉丁文。五年的學期結束時將舉行考試，兩名學業最優者將授予八品或九品銜的官職。
憑藉這些宗教、教育和貿易特權，俄國在諸國中一枝獨秀地在中國的京城建立了一個立足點。這些特權以及由此帶出的特殊地位延續了很久，即使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乾隆成功地鞏固了帝國、從而不再需要俄國的中立以後，也沒有取消。只有到了1861年，當北京向英國、法國、美國的外交代表開放時，才打破俄國的壟斷地位。
俄國在中國之特殊地位的意義是不應被低估的，俄國駐北京宗教使團和語言學堂的成員能夠從內部觀察中國，直接地研究中國的語言、政治和社會及經濟結構。他們比其它西方人能夠更早地發現清王朝的力量和弱點。他們也許是唯一一批理解中國人心態的外國人。們目睹了滿清政權逐步地衰敗，而他們給本國政府的報告則有助于指導俄國的對華政策。
他們在回國後開始進行或許是歐洲最早的系統性漢學研究，早于其它任何西方國家好幾十年。第六章 國運逆轉：由盛到衰
我們已提及，中國在1800年以前是一個屹立於東亞的輝煌無比的龐大帝國，它的版圖從中亞高原延伸到東海之濱，從蒙古沙漠延伸到南方的叢林和海灘。十八世紀中葉的中國無疑是地球上最先進的國家之一，所實施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曾贏得許多位歐洲著名哲學家1的讚譽。但在1775年後，中國開始衰落。1.滿清力量的衰落
當乾隆皇帝于1795年遜位之際，清王朝已走過了它的巔峰，衰敗的種子早已播下。乾隆的第十五子成為嘉慶皇帝，繼承了一個「外強中乾」的國家。確實，嘉慶朝二十五年時間的統治備受嚴重的行政、軍事和道德難題的困擾，很清楚地表明了朝代的衰落。
1.1行政無能滿洲宮廷對漢族官員所懷的疑慮及由此採取的相互箝制政策，損害了行政效率。當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學家評價這種負面效應時說：「官員們難得有機會提出積極主動的獨立見解，或通過行使適當的權力來完滿地履行職責。相反，所有官員都屈從于一套嚴密的規章、限制和牽制網絡，哪怕是在他們個人控制範圍之外的一些事情上，出現任何疏忽或過失都可能招徠懲罰。最終出現的普遍情形是，對普通官員來說，最慎重的做法是儘可能少地承擔責任
多注意在形式上遵守成文的章程，少去做那些利君惠民的事情。」2這種評價恰如其分。康熙在1711年親自給一位巡撫下達的一段旨意，可以證明這一點：「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為貴，興一利則生一弊。古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職此事也。」3因此，官場中的指導原則便是免生事端。
一名官位很高的廷臣曾透露，陞官的秘訣乃是「多磕頭少開口」。官場中形成了一種息事寧人、作表面文章和敷衍了事的傾向
凡事不要破壞現狀。這些特徵束縛了官員採取富有激情的行動和對挑戰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反應。這種狀況並不讓朝廷擔心，因為朝廷最關注的並非施行有活力的或至少是有效的管理，而是關注王朝的安全。
滿軍鑲黃旗第四甲喇第十一牛錄。作為旗人，他們被授予軍爵且有營房駐地。他們每年有一筆俸祿，還允許完全自由地信教。
康熙皇帝賜了一座佛廟給他們，他們將它改建成一座東正教堂，稱「聖尼古拉教堂」，後來改名為「聖母升天教堂」。中國人則稱之為「羅剎廟」，而更通行的不太確切的叫法是「北俄羅斯館」。
俄羅斯商人的境況也不錯，他們來華的時間始於1693年的伊德司(Ides)使團，獲准結夥成二百人的商隊每三年來北京一次。他們固然要自己解決來華的川資，但帶來的貨物卻是免課關稅的。在北京期間，他們寄宿于「南俄羅斯館」
是前明的舊「會同館」。按規定他們應在八十天內做完生意及離開北京。
但這些規章不過是形同虛設而已，例如，1698年，由連古索夫和薩瓦季耶夫率領的商隊就包括了近三百名商人和二百名賬房、仆役和夥計。在1698-178年間，有十個這類商隊前來北京，平均為每兩年一次，而不是如官方規定的每三年一次，並且他們還經常獲准居留北京超過法定的八十天期限。有時，中國宮廷甚至還向那些虧了本的俄國商人提供貸款。
在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之後，俄羅斯教士團隊獲准每十年來北京一次，為這裡的俄羅斯人佈道，並由中國政府提供他們的川資和居宿費用。在1729到1859年間，有十三個這類的使團來到了北京。教士們住在南俄羅斯館，並且在那裡保持了一座稱為「聖燭庵」的教堂，該教堂後來重新起名為「聖母滌罪教堂」。1729年以後，宗教使團的教士也在「聖尼古拉教堂」做彌撒。
同樣地，中國政府也感到有必要教習俄文。理藩院從八旗子弟中挑選了24名學子來學習五年的俄文和拉丁文。五年的學期結束時將舉行考試，兩名學業最優者將授予八品或九品銜的官職。
憑藉這些宗教、教育和貿易特權，俄國在諸國中一枝獨秀地在中國的京城建立了一個立足點。這些特權以及由此帶出的特殊地位延續了很久，即使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乾隆成功地鞏固了帝國、從而不再需要俄國的中立以後，也沒有取消。只有到了1861年，當北京向英國、法國、美國的外交代表開放時，才打破俄國的壟斷地位。
他們在回國後開始進行或許是歐洲最早的系統性漢學研究，早于其它任何西方國家好幾十年。第六章 國運逆轉：由盛到衰
我們已提及，中國在1800年以前是一個屹立於東亞的輝煌無比的龐大帝國，它的版圖從中亞高原延伸到東海之濱，從蒙古沙漠延伸到南方的叢林和海灘。十八世紀中葉的中國無疑是地球上最先進的國家之一，所實施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曾贏得許多位歐洲著名哲學家1的讚譽。但在1775年後，中國開始衰落。1.滿清力量的衰落
當乾隆皇帝于1795年遜位之際，清王朝已走過了它的巔峰，衰敗的種子早已播下。乾隆的第十五子成為嘉慶皇帝，繼承了一個「外強中乾」的國家。確實，嘉慶朝二十五年時間的統治備受嚴重的行政、軍事和道德難題的困擾，很清楚地表明了朝代的衰落。
1.1行政無能滿洲宮廷對漢族官員所懷的疑慮及由此採取的相互箝制政策，損害了行政效率。當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學家評價這種負面效應時說：「官員們難得有機會提出積極主動的獨立見解，或通過行使適當的權力來完滿地履行職責。相反，所有官員都屈從于一套嚴密的規章、限制和牽制網絡，哪怕是在他們個人控制範圍之外的一些事情上，出現任何疏忽或過失都可能招徠懲罰。最終出現的普遍情形是，對普通官員來說，最慎重的做法是儘可能少地承擔責任
多注意在形式上遵守成文的章程，少去做那些利君惠民的事情。」2這種評價恰如其分。康熙在1711年親自給一位巡撫下達的一段旨意，可以證明這一點：「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為貴，興一利則生一弊。古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職此事也。」3因此，官場中的指導原則便是免生事端。
一名官位很高的廷臣曾透露，陞官的秘訣乃是「多磕頭少開口」。官場中形成了一種息事寧人、作表面文章和敷衍了事的傾向
凡事不要破壞現狀。這些特徵束縛了官員採取富有激情的行動和對挑戰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反應。這種狀況並不讓朝廷擔心，因為朝廷最關注的並非施行有活力的或至少是有效的管理，而是關注王朝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