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結構上這些根本的缺點在一段時間裡由於帝國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的戰利品、貢物、糧食和奴隷而得到遮蔽。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發展水平上，帝國的擴張受到種種限制，這些限制是由後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決定的。羅馬同中國一樣，前進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進了。那一限度一經達到，帝國疆界就固定下來，甚或開始縮小，於是，從前隱藏的帝國結構上的缺點漸漸顯露出來。

軍隊從前一直是獲取奴隷和物質財富的有用的來源，而現在成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負擔。同樣，擴張時期腫脹起來的官僚機構，現到了收縮時期，證明是難以忍受的。過度的支出導致最終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紀時，一個計量單位的小麥的價格為六個德拉克馬，公元276年時漲為200個德拉克馬，314年時漲為9000個德拉克馬，334年時漲為78000個德拉克馬，334年後不久漲為20O多萬個德拉克馬。

面對這樣的通貨膨脹，貨幣變得毫無價值，在某些場合，又回覆到物物交換。物物交換的趨向隨工業不斷向農村和外省傳播而加速。工業傳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國交通工具的惡化和奴隷供給量的下降，後者使發掘新的勞動刀來源成為必需。工業從城市轉移到鄉村和大莊園意味着帝國在實行重新分配。

大莊園不僅擁有農業勞動者，而且有各種工匠，因而變得愈來愈自給自足。而大莊園愈自給自足，帝國經濟則愈分解為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單位。

經濟上的分散必然伴隨以政治上的分權。隨着貿易的衰落和國家歲入的減少，帝國大廈不再能支持下去，並慢慢地開始崩潰。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顧一切地努力以帝國的法令來支撐帝國大廈。但是，帝國的疾病是「機質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嚴格管制雖然起了維持、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最終還是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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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嚴格管制不是帝國衰微的原因，而是試圖阻止衰微的一劑無效的藥。正如一位經濟史學家所指出的，「危機先於嚴格管制」。

因此，西羅馬帝國「陷落」而東羅馬帝國卻沒有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西部的經濟不及東部的先進發達。意大利農業從未象中東衝積土流域的農業那樣多產。意大利的穀物產量「平均不過是播種量的四倍」。所以，中歐和北歐的沃土在中世紀的技術發展到能夠有效地開發它們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

同樣，西部的工業也發生得比較遲，普遍落後於東部的工業。意大利的情況就是這樣，高盧的情況更是如此，高盧是西部唯一的另一個曾有工業根基的行省。所以，雖然整個羅馬帝國是因「機質性病」而毀滅，但帝國的西部最不堅固，首先屈服，而東部則又生存了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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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羅馬帝國儘管滅亡了，可確也留下了豐富的遺產。最顯而易見的是物質方面的遺蹟——圓形劇場、競技場、廟宇、導水管、公路和橋樑。還有就是語言方面的遺產——歐洲的羅曼諸語言。羅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歐洲和南北美洲許多同家的法律體系中。

今日天主教會的組織和儀式也要大大歸功于昔日羅馬帝國的組織和宗教傳統。最後，「羅馬和平」曾帶來長達二個世紀的相對和平和繁榮，從而留下一個代替希臘人的城邦獨立原則的帝國統一的傳統。在此以後的數世紀裡，正是這一傳統做起全歐洲蠻族王公們爭當大元帥、東羅馬帝國統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第九章
印度文明

政治學是一門關於懲罰的科學。

考底利耶

我認為，我的職責是為全世界謀利。

阿輸迦

當我們的研究從希臘和羅馬轉向印度時，我們便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種差別並不只是對比它們的自然環境後自然呈現的差別，即在職業、飲食、居住和服裝等等方面的差別。這種差別要根本而廣泛得多。在西方，根本不存在與印度的諸如種姓、殺戒非暴力主義、再生和因果報應關於道德行為所招致的結果的規律等基本觀念和制度有細微相似的東西。

這些東西不僅僅是印度思想中深奧的抽象觀念。更確切地說，它們構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礎，決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所以，如此形成的印度模式也完全與眾不同，而且持續很久，以致印度文明至今仍具有將其與其他一切歐亞文明區分開來的明顯特點。

正如下一章將要說到的，這種獨特性也是中國文明的特點，不過，這是在假設中國在地理和歷史上都空前未有的與世隔絶的條件下才這樣說的。而印度，其早期階段似乎與西面雅利安入侵者所定居的地區——伊朗高原、巴爾幹半島和意大利半島——的早期階段基本相似。如前（第六章
第四節）所述，約公元前1500年前後入居印度的雅利安部落擁有與諸如亞該亞人和多里安人同樣的生理特徵、同樣的畜牧經濟、同樣的社會制度、同樣的諸神和同樣的史詩。此外，印度雅利安人在他們的次大陸上與外界隔絶的程度也遠不及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人。

印度西北部的山脈不是不可踰越的，所以軍隊、商人和朝拜聖地者來來往往地翻山而過達許多世紀。實際上，在大部分時間裡，印度北部與中東和中亞之間的相互影響超過印度北部與半島南部之間的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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