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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手記
顯然,他對自己的手藝十分欣賞,並引以自豪,因此他總是漫不經心地接受每一個戈比,彷彿重要的不在於錢,而在於手藝。為了這個剃頭匠,A曾受到過我們那位少校的一頓痛罵:有一次,A向少校告密時,提到獄中有一個剃頭匠,不慎把他叫做了少校。少校氣得火冒三丈,大發雷霆。「你這個下流東西,你知道少校是什麼意思!」他在訓斥A的時候,大喊大叫,喊得滿嘴噴唾沫星子,「你懂得少校是什麼意思!你竟敢當着我的面把一個下流囚犯叫做少校!……」只有A才能和這種人和睦相處。
從入獄第一天起,我就開始幻想自由。用千百種不同的方法計算我什麼時候才能結束自己的監獄生活,已成了我的習慣。我甚至不能再想別的事情,而且我相信,任何一個被剝奪了一定時期自由的人,都會這樣做的。我不知道其他囚犯是否也象我一樣,也是這樣想和這樣計算的,但他們那種耽于幻想的異常輕率的態度,從一開始就使我大為吃驚。
一個失去了自由的囚犯的希望,跟一個過正常生活的人的希望是完全不同的。一個自由的人當然也會懷有某種希望(例如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希望完成某一事業),然而他在生活着,行動着,正常的生活以其瞬息萬變吸引着他。囚犯的情況就不同了。就假定說,囚犯生活,苦役生活,也是一種生活;然而一個囚犯,不管他是誰,也不管他的刑期有多長,他都本能地絶對不會滿足於自己眼下的處境,絶不會認為自己的命運已被最後決定,已成了現實生活中的一部分。
任何一個苦役犯都感覺到,他不是生活在自己家裡,而象是一個旅途中的過客。他把二十年看得象兩年那麼短暫,而且完全相信,等他五十歲出獄時,他仍將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就象現在三十五歲時這樣。「還大有活頭呢!」——他這樣想著,並固執地驅散一切疑慮和其他種種令人煩惱的念頭。就連特別部那些被判處無期徒刑的人,也都期待着有朝一日會從彼得堡下來一道命令:「轉解到涅爾琴斯克礦井去,並定出刑期。
」到那時就好了:第一,到涅爾琴斯克去,差不多得走半年的時間,一路上跟大夥在一起,總要比被關在監獄裡好得多!然後,在涅爾琴斯克服完刑期,那時就……有些已經鬢髮蒼蒼的人也是這樣打算的。
在托波爾斯克,我看見過一些被用鐵鏈釘在牆上的囚犯。有個囚犯拖帶著一條足有一俄丈①長的鐵鏈,他身邊放著一塊鋪板。①一俄丈等於2.134米。他所以被用鐵鏈拴着,乃是因為他曾在西伯利亞犯下一樁十分可怕的罪行。
他們將要這樣被捆綁上五年,十年,其中大部分都是強盜。在這些人中,我只看見過一個來自上流社會的囚犯,此人曾在某地供職。他說話時,口齒不清,聲調卻十分溫和,面帶甜蜜的微笑。他曾指着他身上戴的鐵鏈給我們看,並告訴我們在鋪板上如何才能躺得更舒服些。
他過去大概也是一個凶惡的傢伙!一般說來,這些人都表現得規規矩矩,似乎也感到滿意,然而他們每個人仍十分渴望儘快服完自己帶鐵鏈的刑期。為什麼呢?因為到那時他們就可以離開這座有着低矮的拱形屋頂的、潮濕而悶人的磚房,到院子裡走走……僅此而已。永遠也不會放他們出獄的。他們自己也很清楚,那些被摘掉了鐵鏈的人,將永遠被囚禁在獄中,一直到死都要戴着腳鐐。
這一點他們是知道的,但他們仍十分渴望儘快服完自己戴鐵鏈的刑期。須知,如果不抱著這樣的願望,他們怎能被鐵鏈捆綁上五年、六年,而不死亡或發瘋呢?誰能忍受得了這樣的痛苦呢?
我覺得勞動能夠拯救我,能夠增強我的體質。精神上經常不斷的煩躁不安,神經質的激動,獄室裡的窒悶空氣,這一切都足以把我徹底毀掉。「得經常呼吸點新鮮空氣,每天幹點累活,養成搬運沉重物件的習慣——至少我也要拯救自己,」我常常這樣想,「體質增強了,出獄時就會身體健康,精神飽滿,強壯有力,永不衰老。」我沒有想錯:幹活和運動對我大有裨益。
當我看著我的一位貴族難友①象一枝蠟燭一樣燃盡、熄滅在獄中的時候,我感到十分可怕。
①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服苦役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杜羅夫。他和我一起入獄時還年輕漂亮,朝氣蓬勃,可是出獄時卻已孱弱不堪,滿頭白髮,步履艱難,氣喘吁吁了。「不,」我看著他,心裡想道,「我想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可是開始時,由於喜歡幹活,我卻遭到了囚犯們的白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都看不起我,對我冷嘲熱諷。
然而對於這一切我都一概不予理睬,我鼓起勇氣繼續幹下去;比方說,燒石灰和搗石灰——這是我最早熟悉的一種活。這種活並不重。技術教官總想儘量減輕我們貴族囚犯的工作量,但這絶不是寬縱,只是想把活安排得更合理一些罷了。如果要求一個體力很弱而且從未乾過活的人,去幹那種分配給壯勞力的包工活,那才是怪事呢。
但是這種「照顧」並非總能實現,即使能夠實現,也彷彿是悄悄進行的:對這種事往往會有人從旁嚴加監視。我們也常常幹重活,同其他囚犯相比,貴族們自然會感到加倍的沉重。燒石灰的工作,通常都是派三、四位年老體弱的囚犯去幹,當然也包括我們在內;此外,還要派一位體力強壯、且又懂行的囚犯去。被派去幹這種活的通常都是那個叫阿爾馬佐夫的囚犯,他幹這種活已經多年了。
從入獄第一天起,我就開始幻想自由。用千百種不同的方法計算我什麼時候才能結束自己的監獄生活,已成了我的習慣。我甚至不能再想別的事情,而且我相信,任何一個被剝奪了一定時期自由的人,都會這樣做的。我不知道其他囚犯是否也象我一樣,也是這樣想和這樣計算的,但他們那種耽于幻想的異常輕率的態度,從一開始就使我大為吃驚。
一個失去了自由的囚犯的希望,跟一個過正常生活的人的希望是完全不同的。一個自由的人當然也會懷有某種希望(例如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希望完成某一事業),然而他在生活着,行動着,正常的生活以其瞬息萬變吸引着他。囚犯的情況就不同了。就假定說,囚犯生活,苦役生活,也是一種生活;然而一個囚犯,不管他是誰,也不管他的刑期有多長,他都本能地絶對不會滿足於自己眼下的處境,絶不會認為自己的命運已被最後決定,已成了現實生活中的一部分。
任何一個苦役犯都感覺到,他不是生活在自己家裡,而象是一個旅途中的過客。他把二十年看得象兩年那麼短暫,而且完全相信,等他五十歲出獄時,他仍將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就象現在三十五歲時這樣。「還大有活頭呢!」——他這樣想著,並固執地驅散一切疑慮和其他種種令人煩惱的念頭。就連特別部那些被判處無期徒刑的人,也都期待着有朝一日會從彼得堡下來一道命令:「轉解到涅爾琴斯克礦井去,並定出刑期。
」到那時就好了:第一,到涅爾琴斯克去,差不多得走半年的時間,一路上跟大夥在一起,總要比被關在監獄裡好得多!然後,在涅爾琴斯克服完刑期,那時就……有些已經鬢髮蒼蒼的人也是這樣打算的。
在托波爾斯克,我看見過一些被用鐵鏈釘在牆上的囚犯。有個囚犯拖帶著一條足有一俄丈①長的鐵鏈,他身邊放著一塊鋪板。①一俄丈等於2.134米。他所以被用鐵鏈拴着,乃是因為他曾在西伯利亞犯下一樁十分可怕的罪行。
他過去大概也是一個凶惡的傢伙!一般說來,這些人都表現得規規矩矩,似乎也感到滿意,然而他們每個人仍十分渴望儘快服完自己帶鐵鏈的刑期。為什麼呢?因為到那時他們就可以離開這座有着低矮的拱形屋頂的、潮濕而悶人的磚房,到院子裡走走……僅此而已。永遠也不會放他們出獄的。他們自己也很清楚,那些被摘掉了鐵鏈的人,將永遠被囚禁在獄中,一直到死都要戴着腳鐐。
這一點他們是知道的,但他們仍十分渴望儘快服完自己戴鐵鏈的刑期。須知,如果不抱著這樣的願望,他們怎能被鐵鏈捆綁上五年、六年,而不死亡或發瘋呢?誰能忍受得了這樣的痛苦呢?
我覺得勞動能夠拯救我,能夠增強我的體質。精神上經常不斷的煩躁不安,神經質的激動,獄室裡的窒悶空氣,這一切都足以把我徹底毀掉。「得經常呼吸點新鮮空氣,每天幹點累活,養成搬運沉重物件的習慣——至少我也要拯救自己,」我常常這樣想,「體質增強了,出獄時就會身體健康,精神飽滿,強壯有力,永不衰老。」我沒有想錯:幹活和運動對我大有裨益。
①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服苦役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杜羅夫。他和我一起入獄時還年輕漂亮,朝氣蓬勃,可是出獄時卻已孱弱不堪,滿頭白髮,步履艱難,氣喘吁吁了。「不,」我看著他,心裡想道,「我想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可是開始時,由於喜歡幹活,我卻遭到了囚犯們的白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都看不起我,對我冷嘲熱諷。
然而對於這一切我都一概不予理睬,我鼓起勇氣繼續幹下去;比方說,燒石灰和搗石灰——這是我最早熟悉的一種活。這種活並不重。技術教官總想儘量減輕我們貴族囚犯的工作量,但這絶不是寬縱,只是想把活安排得更合理一些罷了。如果要求一個體力很弱而且從未乾過活的人,去幹那種分配給壯勞力的包工活,那才是怪事呢。
但是這種「照顧」並非總能實現,即使能夠實現,也彷彿是悄悄進行的:對這種事往往會有人從旁嚴加監視。我們也常常幹重活,同其他囚犯相比,貴族們自然會感到加倍的沉重。燒石灰的工作,通常都是派三、四位年老體弱的囚犯去幹,當然也包括我們在內;此外,還要派一位體力強壯、且又懂行的囚犯去。被派去幹這種活的通常都是那個叫阿爾馬佐夫的囚犯,他幹這種活已經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