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縱慾是一個部落的集體活動，就不可能引起恐懼和羞愧的感覺。這樣的一種行為是「正確的」，甚至是一種美德，因為這是一種集體活動，不僅得到醫生和僧侶的同意，甚至得到他們的支持，因此參加者也沒有必要感到羞愧或有負罪的感覺。但是生活在已經失去這種儀式的文化中的人如果選擇同一種方式去克服自己的孤獨感，就另當別論了。酒和毒品是生活在一個非集體縱慾的時代一些人所選擇的方式。同生活在集體縱慾文化時代的人相反，這些人受到良心譴責的痛苦。他們一方面想通過酗酒和吸毒去克服孤獨感，但在縱慾以後他們的孤獨感卻加劇了，所以不得不更經常地，更強烈地去重複縱慾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性縱慾是克服孤獨感的一種自然和正常的方式，並有部分效果。許多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減輕孤獨感的人很重視性縱慾的要求，實際上這和酗酒和吸毒並無多大區別。有些人拚命地想借性縱慾使自己克服由於孤獨而產生的恐懼感，但其結果只能是越來越孤獨，因為沒有愛情的性交只能在一剎那間填補兩個人之間的溝壑。

通過縱慾達到人與人之間的結合的所有方式都有三個特徵：首先這些方式都是強烈的，甚至會很激烈；其次它們需要整個人—包括身心都投入進去，第三就是需要不斷重複—因為縱慾的效果只能持續很短的時間。但是，無論是過去的人，還是現代人，克服孤獨感最常用的方法卻與此截然相反。這一方法就是通過同一組人保持一致，通過同一組人的習慣、風格和看法保持一致來達到同其他人的結合。這一方法的發展也有一個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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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低級社會中一組人為數甚少，往往是由血緣關係相近或者生活在一起的人組成。隨着文化的發展，一組人的人數也隨之增長，它變成了一個政治體、國家或一個教派。就是最窮的羅馬人也能自豪地說「我是羅馬的公民！」羅馬和羅馬帝國就是他的家，他的祖國和世界。在今日的西方社會，同一組人結合仍然是克服孤獨感最常用的方法。在這種結合中，參加者為了使自己屬於這一組人而失去了大部分個性。如果我與他人完全一樣，我的感情、思想與他人一致，我的衣着、習慣和看法都與這一組人的楷模看齊，我就可得救，就不會再經歷可怕的孤獨。專政的國家形式需要用威脅和恐怖手段去製造同一狀態，而民主政權裡還存在抵制這種同一性的可能性，在這樣的社會裡也確實能看到這種例子。但在專制制度裡只有少數非凡勇敢的英雄和殉道者才會抵制順從。雖然民主制度和專制的國家形式有區別，然而民主制度把人變成一個模式的程度也委實使人擔心，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人們總想通過某種方式實現同他人結合，如果沒有別的更好的方式，那就只能採取同一群人同一的方式。我們只有理解了人是多麼害怕與別人隔絶，才能懂得擔心與眾不同和同一群人疏遠會產生何等的威力。有時這種擔心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人們考慮到與眾不同會帶來實際危險。但事實上人們多半是自發地、而不是被迫地這樣做—至少在西方民主國家中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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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並不意識到自己身上有這種要求。他們生活在一種幻覺中，以為自己是按照個人的意願行事，是具有個性的人，是經過大腦的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他們的觀點之所以和大多數人吻合純粹是巧合罷了。他們甚至認為這正好證明了「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至於他們尚存的、希望自己有個性的要求則通過微不足道的東西得到滿足：如在手提箱和毛衣上綉上自己的名字的縮寫字母，在玻璃窗口上掛上自己的名牌，參加一個政黨或者一個學生聯合會。《來點兒別的》這一廣告口號證明了在一個几乎不存在個性的社會現實中，人們是何等地需要個性！

這種日益增長的，要求消除所有差別的傾向同在先進的工業社會中發展起來的平等概念和實踐緊密相關。「平等」這個概念在宗教中意味着我們都是上帝之子，都是人—上帝本質的一部分，都是一體的。同時也意味着應該尊重人與人的區別，因為我們雖然是一體，但我們每個人又都是隻存在一次的完整體，是自成一體的宇宙。譬如在猶太經書裡就肯定了人的一次存在性：「誰拯救了一個生命，就等於拯救了全世界；誰破壞了一個生命，就等於破壞了全世界。」在西方啟蒙運動的哲學中平等指的是發展個性的條件。康德最清楚地說明了這點。他認為人永遠不應該是實現他人目標的工具，人本身，就是一個目標，而不是他人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同啟蒙運動的思想相仿，不同流派的社會主義思想家把平等解釋為是消除剝削和人使用人，不管這種使用是殘酷的還是「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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