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心理學 P 2
性心理學
作者：艾里士
第2，共135。
與此同時，我們在指定先天與後天的界限的時候，也要該特別小心。一方面，我們得承認所謂後天也許並不太后，至少比以前的人所相信的要早得多。但另一方面，所謂先天，往往又是非常奧妙或很隱晦，也許終其人的一生也沒被人發現。
不過，大體而論，先天與後天，或遺傳與習慣是分不開的。一粒種子所以能萌發的緣故，正因為碰上了合適的土壤。在這裡也像在別處一樣，成就不應只單獨歸功于種子，也不應單獨歸功于土壤，而應歸功于兩者的相和。同一父母的孩子，根據孟德爾的遺傳法則（Mendelian inher itance）， 往往表現很不相同的品性，即所發展而活動的未必是同樣的種子。
不久以前，倫敦兒童訓育所的監督曾經說過：同樣的一個刺激或一種壓力可以叫哥哥偷東西，而叫弟弟異乎尋常地害羞。遺傳與環境相與的道理是異常複雜，不是專重遺傳或專重環境的人所能片語決定，也就由此可見了。
這一番考慮也可以幫我們或醫師的忙，讓我們為性心理變態者出主意時，要謹慎一些，甚至于可以限制我們的主意或勸告對於病人所能產生的影響。性的衝動原是比較不容易接受診療的影響的，至少比飲食的衝動要難。這中間還另有一個原因。本來，性衝動在許多情況下也是可以加以指導和控制的，有些人不願意承認那麼多，固然是眼光膚淺，但實行起來也不是可以漫無邊際的。
性衝動所受的宗教、道德與社會習俗的制約，要遠在飲食的衝動之上。性衝動所走的道路，不是這條被宗教堵上，便是那條被道德塞堵。部分的醫生到如今還主張這一類堵塞的力量是可以不顧的。他們說「我們是醫生，和道德習俗沒有關係」，只要對患者有利，他們就勸告患者怎樣做，道德或習俗要說什麼話，只好由它們說。
不過這種態度與行為是很膚淺的，它可以把病人弄得很狼狽，它可以造成種種矛盾與衝突，對於患者的病，有時候非但無益，而又有害。舊病沒去，新病又來，而新病比舊病還要難治。要知道性衝動有一個特點，和飲食衝動大不相同，就是它的正常的滿足一定要有另外一個人幫忙。講到另外一個人，我們就要進到社會領域，或道德的領域了。
任何方面的行為，誰都沒有權利來損人利己，誰也沒有權利替人出損人利己的主意。為患者個人着想，假設我們把利害的「利」字用包羅最廣與最合理的眼光來看，損了別人也決不會利己，良心與道義上的譴責對他便是大不利的一件事。這一類的考慮，一個有見識的醫生是不會忽略的。儘管他打定主意，對於病人的勸告不肯從俗浮沉或與時俯仰，他還要尊重部分善良的風俗習慣。
這些考慮也是很真切而極關緊要的，它們是我們傳統社會生活的一大部分，融通貫注在社會生活中面。由於有這些考慮，一個醫生要稱心如意地、不顧一切地根據生物科學的知識來開些性心理方面的藥方，十有九個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不免有束手無策的痛苦，一個患者擺在他前面，請他診療，而這患者所以致病的因素，卻全不在其控制能力之下，也難怪其舉手無措了。不過他應該瞭解，假設一個病人的病是勞累過度或營養不足的結果，試問他對於所以造成工作過度與營養不足的種種因素，又何嘗能控制呢？他雖不能控制於先，他還得設法診治于後，難道不是一樣的麼？
我們還有一點應該注意到，病人的道德環境固然不應漠視，我們卻也不應該陷入反面的錯誤中去，就是把道德環境看作一成不變、動搖不得的。道德的標準是不斷在變化的。今天所認為合乎道德或至少可以通融的許多東西，在半世紀年前是很不道德的，只可以暗中進行而不敢公開的。現今有許多名醫適應着新的環境，在性的方面公開地立說著書，啟迪世人，敢在幾年以前的環境裡，即使他們關門也是不敢談的。
因此就大體而言，醫學界對於道德環境的轉移，也未嘗沒有他們的部分貢獻；醫學界的任務既在為社會謀取福利，也為民族增進健康，這一部分的貢獻當然也是應有的事。但是做醫生的人所應注意的畢竟還是每一個病人的具體處境。
經過此番討論後，我們可知對性心理有變態的病者，似可無需過于悲觀，更不應看作超出醫學範圍之外；悲觀或不聞不問的態度總是一個錯誤。事實應該是相反，性心理的病態正因為其是心理的、精神的，在治療的時候是可以試用一些間接方法的。這種方法，如果用於偏重體質的病態，或用於直接影響所以造成體質的病態的因素，比如工作過度或營養不足，就不行了，在這方面醫生的直接方法也常常無能為力。這種間接方法，或不用藥物的方法，常常是很有幾分效力的。
一個醫師和性變態者一度交談以後，在醫師方面，也許正感覺到一籌莫展，而在患者方面，則已經在暗中表示極誠懇的感激。原來，交談的結果，他確乎是比以前有進步了。這種結果不一定是由於暗示的力量，而是由另一種相反而同樣是自然的力量，就是在交談之際，患者多少有一個機會能自動地把問題交託給醫生，而把他的積壓着的心事，傾盆似的從意識裡宣洩出來，結果是精神上的積壓減輕了，緊張變鬆弛了。這便是弗洛伊德的全部精神分析方法的一個起點。
不過，大體而論，先天與後天，或遺傳與習慣是分不開的。一粒種子所以能萌發的緣故，正因為碰上了合適的土壤。在這裡也像在別處一樣，成就不應只單獨歸功于種子，也不應單獨歸功于土壤，而應歸功于兩者的相和。同一父母的孩子，根據孟德爾的遺傳法則（Mendelian inher itance）， 往往表現很不相同的品性，即所發展而活動的未必是同樣的種子。
這一番考慮也可以幫我們或醫師的忙，讓我們為性心理變態者出主意時，要謹慎一些，甚至于可以限制我們的主意或勸告對於病人所能產生的影響。性的衝動原是比較不容易接受診療的影響的，至少比飲食的衝動要難。這中間還另有一個原因。本來，性衝動在許多情況下也是可以加以指導和控制的，有些人不願意承認那麼多，固然是眼光膚淺，但實行起來也不是可以漫無邊際的。
性衝動所受的宗教、道德與社會習俗的制約，要遠在飲食的衝動之上。性衝動所走的道路，不是這條被宗教堵上，便是那條被道德塞堵。部分的醫生到如今還主張這一類堵塞的力量是可以不顧的。他們說「我們是醫生，和道德習俗沒有關係」，只要對患者有利，他們就勸告患者怎樣做，道德或習俗要說什麼話，只好由它們說。
不過這種態度與行為是很膚淺的，它可以把病人弄得很狼狽，它可以造成種種矛盾與衝突，對於患者的病，有時候非但無益，而又有害。舊病沒去，新病又來，而新病比舊病還要難治。要知道性衝動有一個特點，和飲食衝動大不相同，就是它的正常的滿足一定要有另外一個人幫忙。講到另外一個人，我們就要進到社會領域，或道德的領域了。
任何方面的行為，誰都沒有權利來損人利己，誰也沒有權利替人出損人利己的主意。為患者個人着想，假設我們把利害的「利」字用包羅最廣與最合理的眼光來看，損了別人也決不會利己，良心與道義上的譴責對他便是大不利的一件事。這一類的考慮，一個有見識的醫生是不會忽略的。儘管他打定主意，對於病人的勸告不肯從俗浮沉或與時俯仰，他還要尊重部分善良的風俗習慣。
這些考慮也是很真切而極關緊要的，它們是我們傳統社會生活的一大部分，融通貫注在社會生活中面。由於有這些考慮，一個醫生要稱心如意地、不顧一切地根據生物科學的知識來開些性心理方面的藥方，十有九個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不免有束手無策的痛苦，一個患者擺在他前面，請他診療，而這患者所以致病的因素，卻全不在其控制能力之下，也難怪其舉手無措了。不過他應該瞭解，假設一個病人的病是勞累過度或營養不足的結果，試問他對於所以造成工作過度與營養不足的種種因素，又何嘗能控制呢？他雖不能控制於先，他還得設法診治于後，難道不是一樣的麼？
我們還有一點應該注意到，病人的道德環境固然不應漠視，我們卻也不應該陷入反面的錯誤中去，就是把道德環境看作一成不變、動搖不得的。道德的標準是不斷在變化的。今天所認為合乎道德或至少可以通融的許多東西，在半世紀年前是很不道德的，只可以暗中進行而不敢公開的。現今有許多名醫適應着新的環境，在性的方面公開地立說著書，啟迪世人，敢在幾年以前的環境裡，即使他們關門也是不敢談的。
因此就大體而言，醫學界對於道德環境的轉移，也未嘗沒有他們的部分貢獻；醫學界的任務既在為社會謀取福利，也為民族增進健康，這一部分的貢獻當然也是應有的事。但是做醫生的人所應注意的畢竟還是每一個病人的具體處境。
經過此番討論後，我們可知對性心理有變態的病者，似可無需過于悲觀，更不應看作超出醫學範圍之外；悲觀或不聞不問的態度總是一個錯誤。事實應該是相反，性心理的病態正因為其是心理的、精神的，在治療的時候是可以試用一些間接方法的。這種方法，如果用於偏重體質的病態，或用於直接影響所以造成體質的病態的因素，比如工作過度或營養不足，就不行了，在這方面醫生的直接方法也常常無能為力。這種間接方法，或不用藥物的方法，常常是很有幾分效力的。
一個醫師和性變態者一度交談以後，在醫師方面，也許正感覺到一籌莫展，而在患者方面，則已經在暗中表示極誠懇的感激。原來，交談的結果，他確乎是比以前有進步了。這種結果不一定是由於暗示的力量，而是由另一種相反而同樣是自然的力量，就是在交談之際，患者多少有一個機會能自動地把問題交託給醫生，而把他的積壓着的心事，傾盆似的從意識裡宣洩出來，結果是精神上的積壓減輕了，緊張變鬆弛了。這便是弗洛伊德的全部精神分析方法的一個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