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為書，無以現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瑞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 《說文》，多宗許、鄭，少談社、馬。吾以許、鄭考先王製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于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已治人、經緯萬匯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抬，鄭康成之所以卓絶，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議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水以禮為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捨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庵作《中庸論》，及江鎮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為先務。而秦尚書意曰，遂纂 《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于禮。然姚先生持論閣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信之大成，重乎不可見已。故以殿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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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為言。

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于杜、馬為近，姚、王于許、鄭為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份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為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為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占畢咿唔，則期報于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于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獲，一施而十報，譬若泊酒市脯，暄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培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激幸于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于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輜鐵，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外門內上四下袁)貿易，瑰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商富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結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日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細；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為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偏不怍，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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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于祈，何所為報？己則自晦，何有干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排形于簡冊，其于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被自借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于術不益疏哉？，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社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阻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經史百家雜鈔題語，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為十三類。余稍更易為十一類：曰論著，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讀，曰哀祭，曰傳志，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讚，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口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人傳志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 《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土，纂錄古文，不覆上及六經，以雲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驪之文而退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學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鈔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為歸，無所于讓世。

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為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 《莊子》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莊子》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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