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章奏，隷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為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即《尚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後略綴數語，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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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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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為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為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游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製，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曆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尚書》變而為《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為稍密矣。《左》、《國》變而為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為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雲方智，則冗復疏舛，難為典據；以雲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為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為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為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為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註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註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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