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後人太多了，彷彿凡是西北苗鄉捉來的人都得殺頭。衙門方面把文書稟告到撫台時大致說的就是「苗人造反」，因此照規矩還得剿平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捉來的人一多，被殺的頭腦簡單異常，無法自脫。但殺人那一方面知道下面消息多些，卻似乎有點寒了心。幾個本地有力的紳士，也就是暗地裡同城外人溝通卻不為官方知道的人，便一同向道台請求有一個限制。經過一番選擇，該殺的殺，該放的放。每天捉來的人既有一百兩百，差不多全是四鄉的農民，既不能全部開釋，也不能全部殺頭，因此選擇的手續，便委託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牽到天王廟大殿前院坪裡，在神前擲竹筊，一仰一覆的順筊，開釋，雙仰的陽筊，開釋，雙覆的陰筊，殺頭。生死取決於一擲，應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該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個人在一分賭博上既佔去便宜四分之三這裡原文是「三分之二」，我的好友數學家鍾開萊先生說，根據概率論的道理，實際有四分之三機會開釋，建議我改過來。——作者，因此應死的誰也不說話，就低下頭走去。
我那時已經可以自由出門，一有機會就常常到城頭上去看對河殺頭。每當人已殺過趕不及看那一砍時，便與其他小孩比賽眼力，一二三四計數那一片死屍的數目。或者又跟隨了犯人，到天王廟看他們擲筊。看那些鄉下人，如何閉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拋去，有些人到已應當開釋時還不敢睜開眼睛。又看著些雖應死去還想念到家中小孩與小牛豬羊的，那分頹喪那分對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遠忘不了，也影響到我一生對於濫用權力的特別厭惡。
我剛好知道「人生」時，我知道的原來就是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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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三月，本地革命成功了，各處懸上白旗，寫個「漢」字，小城中官兵算是對革命軍投了降。革命反正的兵士結隊成排在街上巡遊。外來鎮守使，道尹，知縣，已表示願意走路，地方一切皆由紳士出面來維持，並在大會上進行民主選舉，我爸爸便即刻成為當地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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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節我哥哥弟弟同兩個姐姐，全從苗鄉接回來了，家中無數鄉下軍人來來往往，院子中坐滿了人。在一群陌生人中，我發現了那個紫黑臉膛的表哥。他並沒有死去，背了一把單刀，朱紅牛皮的刀鞘上描著黃金色雙龍搶寶的花紋。他正在同別人說那一夜走近城邊爬城的情形。我悄悄地告訴他：「我過天王廟看犯人擲筊，想知道犯人中有不有你，可見不著。」那表哥說：「他們手短了些，捉不著我。現在應當我來打他們了。」當天全城人過天王廟開會時，我爸爸正在台上演說，那表哥當真就爬上台去，重重的打了縣太爺一個嘴巴，使得台上台下到會人都笑鬧不已，演說也無法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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