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小文，和較前一時寫的《湘行散記》及《湘西》二書，前後相距約十年，敘述方法和處理事件各不相同。前者寫背景和人事，後者談地方問題，本文卻範圍更小，作縱的敘述。可是基本上是相通的。正由於深深覺得故鄉土地人民的可愛，而統治階層的保守無能故步自封，在相互對照下明日舉步的困難，可以想像得到。因此把唯一轉機希望，曾經寄托到年青一代的覺醒上，影響顯明是十分微弱的。因為當時許多家鄉讀者，除了五六人受到啟發，衝出那個環境，轉到北方作窮學生，抗戰時輾轉到了延安，一般讀者相差不多，只能從我作品中留下些「有趣」印象，看不出我反覆提到的「寄希望於未來」的嚴肅意義。本文卻以本地歷史變化為經，永玉父母個人及一家災難情形為緯交織而成一個篇章。用的彩線不過三五種，由於反覆錯綜連續，卻形成土家族方格錦紋的效果。整幅看來，不免有點令人眼目迷亂，不易明確把握它的主題寓意何在。但是一個不為「概念」「公式」所限制的讀者，把視界放寬些些，或許將依然可以看出一點個人對於家鄉的「黍離之思」！
在本文末尾，我曾對於我個人工作作了點預言，也可說一切不出所料。由於性格上的局限性所束縛，雖能嚴格律己，堅持工作，可極缺少對世事的靈活變通性。於社會變動中，既不知所以自處，工作當然配合不上新的要求，於是一切工作報廢完事於俄頃，這也十分平常自然。還記得解放前付印《長河》，在題記中我就曾經說過：「橫在我們面前許多事情，都不免使人痛苦，可是卻不必悲觀。驟然而來的風雨，說不定會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於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後來者以極大鼓勵的！……」我的作品，早在五三年間，就由印行我選集的開明書店正式通知，說是各書已過時，凡是已印未印各書稿及紙型，全部代為焚燬。隨後是香港方面轉載台灣一道明白法令，更進一步，法令中指明一切已印未印作品，除全部焚燬外，還永遠禁止再發表任何作品。這倒是歷史上少有的奇聞。說作品已過時，由國內以發財為主要目的商人說出，若意思其實指的是「得即早讓路，免得成為絆腳石」，倒還近情合理，我得承認現實，明白此路不通，及早改業。至於台灣的禁令，則不免令人起幽默感。好像八百萬美式裝備，滿以為所向無敵，因此堅決要從內戰上見個高低的一夥，料不到終究被「小米加步槍」的人民力量打得一敗塗地。還不承認是由於政治極端腐敗必然的結果，卻把打敗仗的責任，以為是我寫了點反內戰小文章的原因（本文似也應包括在內），才出現這種禁令。得出這種結論，採取這種方法，是絕頂聰明，還是極端愚蠢，外人不易明白，他們自己應當心中有數。試作些分析，倒也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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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有不少研究魯迅先生的團體，談起小說成就時，多不忘記把《阿Q正傳》舉例。若說真正懂得阿Q精神，照我看來，其實還應數台灣方面掌握文化大權的文化官有深刻領會。這種禁令的執行，就是最好的證明，實在說來，未免把我抬舉得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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