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全集《散文集》 P 62
沈從文全集《散文集》
作者：沈從文
第62，共276。
我今年七十八歲，依照新規定，文物過八十年即不可運出國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齡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專家見見面，真是一生極大愉快事。
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美國聖若望大學的講演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朋友：
我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今天到貴校來談談，不是什麼講演，只是報告個人在近五十年來，尤其是從二十到三十 年代，由於工作、學習的關係，多少一點認識。談起來都是很瑣碎的，但是接觸的問題，卻是中國近五十年來變化最激烈的一個階段——二十年代的前期到三十年代。
我是從一個地圖上不常見的最小的地方來的，那個地方在歷史上來說，就是漢代五溪蠻所在的地方，到十八世紀才成立一個很小的政治單位，當時不過是一個三千人不到的小城，除了一部分是軍隊，另一部分就是充軍的、犯罪的人流放的地方。一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這小鎮的人口還不到一萬人，但是這小地方卻駐了七千個兵，主要就是壓迫苗民的單位。因此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常見大規模的屠殺，特別是辛亥革命那段時間。這給我一個遠久的影響——就是認為不應有戰爭，特別是屠殺，世界上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殺別一個人。
這也就影響到我日後五十年的工作態度，在無形中就不贊成這種不公正的政治手段。到了我能夠用筆來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我就反映這個問題。但是社會整個在大動亂中間，我用筆反映問題的理想工作就難以為繼了。照著原來的理想，我準備學習個五十年，也許可算是畢業，能作出點比較能滿意的成績。但是時代的進展太快了，我才學習了二十年，社會起了絕大的變化，我原來的工作不易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因此轉了業，這就是近三十年來，我另換了職業的原因。
今天回看二十年代以來二十多年的中國文學的發展，真是問題太多了。我是在大學教這個問題，教了二十年，現在要把那麼長一段時間的各種變動，壓縮到不到一個鐘頭來講，僅僅只能談個大略的印象，所以會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現在，我們新國家有很多的有關「五四」以來的專著都在編寫，我只能談到很少的部分，即是與我的學習和工作有關的一部分。
我是一九○二年生的，一九二二年到了北京。這之前，我當了五年小兵，當時所見的對我以後的寫作有密切的關係。這段時間，正是近代中國史上所說最混亂、腐敗的軍閥時代，從地方上很小的軍閥以至北京最大的軍閥的起來和倒台，我都有比較清楚的印象。
剛到北京，我連標點符號都還不知道。我當時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運動提出來的文學革命的理想。我深信這種文學理想對國家的貢獻。一方面或多或少是受到十九世紀俄國小說的影響。到了北京，我就住到一個很小的會館，主要是不必花錢。同時在軍隊中養成一種好習慣，就是，沒有飯吃全不在乎。這可不容易，因為任何的理想到時候都要受損傷的。但是我在軍隊久了，學得從來不因為這個喪氣。這也就是後來住到了北京大學附近，很快就得到許多朋友讚許的原因。北京的冬天是零下十幾度，最低到零下二十多度，我穿著很薄的單衣，就在那裡呆下去了。別人不易瞭解，在我而言，卻是很平常的。我從不喪氣，也不埋怨，因為曉得這個社會向來就是這樣的。
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
我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今天到貴校來談談，不是什麼講演，只是報告個人在近五十年來，尤其是從二十到三十 年代，由於工作、學習的關係，多少一點認識。談起來都是很瑣碎的，但是接觸的問題，卻是中國近五十年來變化最激烈的一個階段——二十年代的前期到三十年代。
我是從一個地圖上不常見的最小的地方來的，那個地方在歷史上來說，就是漢代五溪蠻所在的地方，到十八世紀才成立一個很小的政治單位，當時不過是一個三千人不到的小城，除了一部分是軍隊，另一部分就是充軍的、犯罪的人流放的地方。一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這小鎮的人口還不到一萬人，但是這小地方卻駐了七千個兵，主要就是壓迫苗民的單位。因此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常見大規模的屠殺，特別是辛亥革命那段時間。這給我一個遠久的影響——就是認為不應有戰爭，特別是屠殺，世界上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殺別一個人。
這也就影響到我日後五十年的工作態度，在無形中就不贊成這種不公正的政治手段。到了我能夠用筆來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我就反映這個問題。但是社會整個在大動亂中間，我用筆反映問題的理想工作就難以為繼了。照著原來的理想，我準備學習個五十年，也許可算是畢業，能作出點比較能滿意的成績。但是時代的進展太快了，我才學習了二十年，社會起了絕大的變化，我原來的工作不易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因此轉了業，這就是近三十年來，我另換了職業的原因。
今天回看二十年代以來二十多年的中國文學的發展，真是問題太多了。我是在大學教這個問題，教了二十年，現在要把那麼長一段時間的各種變動，壓縮到不到一個鐘頭來講，僅僅只能談個大略的印象，所以會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現在，我們新國家有很多的有關「五四」以來的專著都在編寫，我只能談到很少的部分，即是與我的學習和工作有關的一部分。
我是一九○二年生的，一九二二年到了北京。這之前，我當了五年小兵，當時所見的對我以後的寫作有密切的關係。這段時間，正是近代中國史上所說最混亂、腐敗的軍閥時代，從地方上很小的軍閥以至北京最大的軍閥的起來和倒台，我都有比較清楚的印象。
剛到北京，我連標點符號都還不知道。我當時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運動提出來的文學革命的理想。我深信這種文學理想對國家的貢獻。一方面或多或少是受到十九世紀俄國小說的影響。到了北京，我就住到一個很小的會館，主要是不必花錢。同時在軍隊中養成一種好習慣，就是，沒有飯吃全不在乎。這可不容易，因為任何的理想到時候都要受損傷的。但是我在軍隊久了，學得從來不因為這個喪氣。這也就是後來住到了北京大學附近，很快就得到許多朋友讚許的原因。北京的冬天是零下十幾度，最低到零下二十多度，我穿著很薄的單衣，就在那裡呆下去了。別人不易瞭解，在我而言，卻是很平常的。我從不喪氣，也不埋怨，因為曉得這個社會向來就是這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