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運既由個人自由競爭轉而成為黨團或書商勢力和錢財的堆積比賽，老闆為競爭營業計，因之昨日方印行普羅文學，明日又會提倡兒童婦女教育。對作家則一律以不花錢為原則，減少商品成本，方合經濟學原理。但為營業計，每一書印出尚可見大幅廣告出現，未嘗不刺激了作者，以為得不到金錢總還有個讀者。至於政治，則既有那種用作家名分作委員要人的在內，當然還要文學，因此到某一天，首都什麼文學夜會時，參加的作家便到了四五百人。且有不少女作家。事後報上還很生動的敘述這個夜會中的種種，以為要人和美麗太太都出席，增加了夜會的歡樂進步空氣。要人之一其實即是和我同在北平小公寓中住下，做了十多年作家，還不曾印行過一個小小集子的老朋友。也就是告我政治即權力的活動家。夜會過後，這「魔手生蛋」一般出現的四百作家，也就似乎忽然消失了，再不曾聽說有什麼作品上報了。這個現實像征的是什麼，熱鬧是否即進步，或稍稍有點進步的希望？現實對某些人縱不可怕，對年青的一輩卻實在是影響惡劣。原來一 種新的腐敗已傳染到這個部門，一切如戲，點綴政治。無怪乎「文學即宣傳」一名詞，毫無人感覺奇異。……鄉下人覺得三年中在上海已看夠了，學夠了，因之回到了北平，重新消失於一百五十萬市民群中，不見了。我明白，還只走完第二段路，尚有個新的長長的寂寞跋涉，待慢慢完成。北平的北風和陽光，比起上海南京的商業和政治來，前者也許還能督促我，鼓勵我，爬上一個新的峰頭，貼近自然，認識人生。
我以為作家本無足貴，可貴者應當是他能產生作品。作品亦未必盡可貴，可貴者應當他的成就或足為新文學運動提出個較高標準，創造點進步事實：一面足以刺激更多執筆者，有勇氣，能作各種新的努力和探險，一面且足以將作品中可浸潤寄托的宏博深至感情，對讀者能引起普遍而良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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