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素以為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革命以後，必將日尋干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整頓內治。夫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獨可立憲，此又何也？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聖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雖然，以此譏長素，則為反唇相稽，校軫無已。吾曰不可立憲，長素猶曰不可革命也。則應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非曰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且勿舉華、拿二聖，舉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饑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尚非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饑濟困之事興。豈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饑濟困，為不可已，在今之世，則合眾共和，為不可已。是故賑饑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後，或為梟雄以合眾和給人心者，事成之後，必為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由競爭而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義和團初起時，惟言扶清滅洋，而景廷賓之師，則知掃清滅洋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不必開釁于西人，而先以撲滅滿洲，剿除官吏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時，深信英人，密約漏情，乃卒為其而賣。今日廣西會黨，則知己為主體，而西人為客體矣。人心進化，孟晉不已，以名號言，以文略言，經一競爭，必有勝於前者。今之廣西會黨，其成敗雖不可知，要之繼此而起者，必視廣西會黨為猶勝，可豫言也。然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長素以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運械，或請外國練軍，或與外國立約，或向外國乞師，卒之堂堂大國，誰肯與亂黨結盟，可取則取之耳。吾以為今日革命，不能不與外國委蛇。雖極委蛇，猶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黨所已知，而非革命黨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黨通情於大將軍，欲為代平內亂。大將軍之從之與否，此固非覆幕黨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則從之為多數，而不從為少數。幸而不從，是亦覆幕嘗所不料也。而當其歃血舉義之時，固未嘗以其必從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復，略有萌芽，而長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氣乎？嗚呼！生二十世紀難，知種界難，新學發見難，直人心奮厲時難。前世聖哲，或不遇時。今我國民，幸睹精色，哀哀漢種，系此剎那，誰無父母，誰無心肝，何其夭閼之不遺餘力，幸同種之為奴隷，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運械之事，勢不可無，而乞師之舉，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數省，外稍負海，而內有險阻之形勢，可以利用外人，而不為外人所幹涉者，亦未嘗無其地也。略得數道，為之建立政府，百度維新，庶政具舉，彼外人者，亦視勢利所趨耳。未成則欲取之，小成則未有不認為與國者，而何必沾沾多慮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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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談革命者，知大事之難舉，而言割據自立，此固局于一隅。所謂井底之蛙，不知東海者。而長素以印度成事戒之。雖然，吾固不主割據，猶有辯護割據之說在，則以割據，猶賢于立憲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臥爾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勢。卒為英人蠶食。此長素每引為成鑒者。然使莫臥爾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蠶食邪？當莫臥爾一統時，印度已歸於異種矣。為蒙古所有，與為英人所有，二者何異。使非各省分立，則前者為蒙古時代，後者為英吉利時代，而印度本種，並無此數十年之國權。夫終古不能得國權，與暫得國權而後失之，其利害相越，豈不遠哉！語曰：不自由無寧死。然則暫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猶所願也。況綿延至于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狀比之中國，則固有絶異者。長素論印度亡國書，謂其文學工藝，遠過中國，歷舉書籍見聞以為證。不知熱帶之地，不憂凍餓，故人多慵惰，物易壞爛，故薄于所有觀念。是故婆羅釋迦之教，必見于印度，而不見于異地。惟其無所有觀念，而視萬物為無常，不可執箸。故此社會學家遁者也。夫薄于所有觀念，則國土之得喪，種族之盛衰，固未嘗概然于胸中。當釋迦出世時，印度諸國，所證明勢無可已為波斯屬州。今觀內典，徒舉比鄰諸王，而未見波斯皇帝，若並不知己國之屬於波斯者。厥有憤發其所能自樹立者，獨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舉，亦其出於偶爾，而非出於本懷。志既不堅，是故遷延數世，國以淪喪。夫欲自強其國種者，不恃文學工藝，而惟視所有之精神。中國之地勢，人情少流散而多執著，其賢于印度遠矣。自甲申淪陷以至今日，憤憤于腥膻賤種者，何地蔑有。其志堅于印度，其成事亦必勝於印度，此寧待蓍蔡而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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