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世儀曰：古有三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之三幣，白金、錢、鈔。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皆粟與械器耳。粟與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於是乎代之以金，是金者，所以通粟與器械之窮也。所謂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厘毫市易，則金又有所不便，於是乎又代之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頓不如零也。千里賫持，盜賊險阻，則金與錢又有所不便，於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飛錢，今之會票，又所以通金與錢之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識三幣之情，則知所以用三幣之法矣。

按此論三幣甚確，知重不如輕，則知鈔之不當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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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珩云：鈔法亦可救急。若大糧商稅，非鈔不收，則鈔法立行，上操利權，出不盡而用不竭，又安用朱提為乎！唐法為租為調，元明開國之初，皆以寶鈔濟用，不專重金銀也。

○究鈔之法

宋史寶佑四年台臣奏：川引銀會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無收。今當拘其印造之權，歸之朝廷，仿十八界會之造，四川會子，視淳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縣公私行使，兩料川引並毀，見在銀會姑存。舊引既清，新會有限，則楮價不損，物價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從之。

宋沈括曰：鈔法數易，富家不蓄鈔而蓄錢。

宋徽宗改四川交子為錢引，新交子一千，當舊交子四千，交子法大壞。

金趙秉文曰：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而已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絶，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

金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民利，其弊甚于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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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朝行鈔，皆在開國之初，而行鈔無弊，尤在一朝極盛之時。元始祖明太祖皆開基之主也，宋仁宗金世宗皆一朝極盛之時也，宋孝宗亦南渡後之盛時，成祖亦當明之盛時，故鈔法通行無弊。明莊烈帝當末年危殆之時，方思行鈔，尚何及哉！所以雖有倪元璐之才，終於不可行也。

本朝順治八年，行鈔貫之制，是年始造鈔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有奇。自後歲以為額，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按前朝于銅錢之外，皆兼以鈔為幣，本朝始專以銀為幣鈔，惟順治年間曾暫行之。後以國用充余，遂行停罷。論者謂國初制鈔甚少，故暫行無弊。然苟斂散有術，制度精工，雖多造常行，亦可以有利而無弊也。

○防鈔之偽

宋史趙開兼宣撫處置使司，疏通錢引，民以為便。宣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張俊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矣，鯨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浚稱善，悉如開言。

按此亦權時善處之法，然偽引加印為真，則當時立法之疏可見矣。固不若多為印特造佳紙，尤使之難於作偽也。

宋孫甫監交子務，或以偽造多犯法，欲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鐵錢可以私鑄。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利。

按甫之言，可謂通達國體。若因有作偽而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也。

宋史高宗三十二年，立偽造會子法，犯人處斬，告者賞錢十串，不願受者補進義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賞，願補官者聽。

宋史淳熙二年，宗正丞韓祥奏：壞楮幣者，只緣變更，救楮幣者，無如收減。自去年至今，楮價粗定，不至折閲者，不變更之力也。今已罷諸造紙局，及諸州科買楮皮，更多方收減，則楮價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數雖損，而偽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會子言之，其所入之數，宜減于所出之數。今收換之際，原額既溢，舉者未已，若非偽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盡用川紙，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為偽，尚或難之。迨十七界之會子，印以雜用川杜之紙，至十八界，則全用杜紙矣。紙既可以自造，價且五倍于前。故昔之為偽者難，今之為偽者易，人心循利甚于畏法，況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為抄撩之增添紙料，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為偽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為之勸，厲為之防，使人不敢為偽者，次也。

按此論防偽之法，極精切。

《金史》曰：高汝勵言鈔法，務在必行，府州縣鎮各籍辨鈔人給以條印，聽與人辨驗，隨貫量給二錢，貫例雖多，六錢即止。每朝官出使，則令體究通滯以通聞。

按欲防偽，則必為民間立辨偽之人，此法決不可廢。

《元史》：林興祖至治中知沿山州，沿山素多偽造鈔者，豪民吳友文為之魁。友文奸黠悍鷙，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眾。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偽造二人併贓者，乃鞫之。款成，友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並執之獄，具逮捕其黨，悉置之法。

按鈔之利厚，民必思偽造，雖立嚴刑以禁之，而偽造者，猶冀其事之不敗露也。若非立賞募告，則人以為首告者，損人而不利己，非素有仇怨，又誰肯為之乎？興祖之治沿山善矣。竊以為偽造者，既重其罪，凡親族鄰里，知而不舉者，皆當緣坐，而首告者，必予重賞。凡官長能發覺逮治者，必立予遷擢。如是則人皆畏法悅賞，而偽造之弊自絶矣。

○重鈔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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