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日本政府機構，幾乎沒有一點不與美國政府機構大相逕庭。在美國政府機構中，大選中選出來的人持有最高的行政、立法權，地方的管理則是由在地方指揮下的警察和法院來執行。然而，日本的政府機構在形式上和荷蘭、比利時等西歐國家絲毫沒有兩樣。例如，荷蘭就和日本一樣，一切法律都由女王的內閣負責起草，國會實際上從未制定過法律。甚至町、市長在法律上也規定由女王來任免，因此女王在形式上的權力之廣泛，直達地方事務，超過1940年以前的日本。雖然女王實際上總是認可地方的提名，但必須女王任命則是事實。警察和法院直接對君主負責，這在荷蘭也是如此。但是，在荷蘭，任何宗派團體都可以自由創辦學校。而日本的學校制度則幾乎全部照抄法國。運河的開鑿、圍海造田及地方開發事業，在荷蘭大體皆是地方自治體的任務，而不是政治選舉產生的市長或官員們的任務。
日本政府機構和西歐各國之間的上述真正差異，並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其職能。日本人依靠古老的恭順習慣，這是在過去的經驗中熔鑄，並以道德體系和禮儀來體現的。國家可以指望，只要那些「閣下」們身在其位，守職負責，他們的特權就會得到尊重。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政策得到擁護，而是因為在日本，越過特權界限就是錯誤。在政府的最高層，「人民的輿論」是完全沒有地位的。政府只是要求「國民支持」。當國家的權限越過自己的範圍而幹涉地方事務時，其裁決也會受到尊重。對於發揮各種內政機能的國家政府，美國人感到是一種少不了的孽障，日本人則不然，在他們眼裡，國家是近乎至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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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政府還十分注意承認國民意志的「適得其所」。在合法的公眾輿論領域，即使是為了國民自身的利益，日本政府還是努力懇求人民同意，這樣說絶非過分。比如，負責振興農業的官員在改良舊式農耕法時，恰如美國愛達華州的同行們一樣，很少使用權力來硬性推廣。在鼓勵建立由國家擔保的農民信用合作社、農民供銷合作社時，政府官員總是要和地方名流多次交談，並聽從他們的決定。地方上的事必須由地方解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別分配適當的權力並規定其行使範圍。與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對「上級」更加尊重——從而也給他們以較大的行動自由，但「上級」也必須嚴守自己的本份。日本人的格言是：「萬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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