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占租界人口絶大多數，交納的稅款占租界稅款的大部分，但用此稅款建造的公園卻不讓華人入內，這不管怎麼說，對民族感情都有極大的傷害。從187O年代後期到1880年代初，上海士紳顏永京等對於租界當局歧視華人的行徑不斷提出抗議。《申報》也曾發表文章多篇，說是「公家物業宜以公家名之，胡為乎只許洋人駐足，不許華人問津，何也？」張園建成以後，一開始就完全免費開放，可能有「你不讓我游，我就辦一個給你看看」的意思。

集社集會，在中國古已有之，東林黨、復社、幾社是其著者，至于文人畫社、詩社則更多，但這些都不能與張國的集會演說相比。其主要區別有三：前者是文人之間的事，後者是社會大眾的事；前者關注的主要是學術當然也與政治有關，後者關注的就是政治；前者是封閉的，後者是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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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張園集中體現出來的遇事動輒集會演說，動輒通電，上海人的這種表達政見的形式是怎麼形成的呢？

這與晚清上海的社會結構有關。

上海開埠以後，城市重心從1860年代開始北移租界。上海社會實際存在兩個社區，西人社區與華人社區。西人有自己的公共空間，如總會、旅館、戲院、跑馬廳。連每年看花展也是分開的，通常前兩天是西人參觀，然後才是華人參觀。

華人也有自己的公共活動場所，如會館、公所、茶館、戲院、妓院，但那多是區域性、行業性、小範圍的。不分區域、行業、階級、性別的大型公共活動空間，在張園出現以前，還沒有過。

租界的統治者是工部局，是由外國領事、大班們組成的董事會、納稅人會議，租界的大事諸如市政、稅收、防衛等由他們決定。對於社會的一般事務，特別是有關華人社會的事，除了刑事案件由華官負責、西人會審的會審公廨處理以外，工部局並不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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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遇事，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會館與公所等同鄉或同業組織。小自尋找工作、租賃房屋、民事糾紛，大至與租界當局發生衝突，租界華人多依靠這些組織。遇事由會館公所集議，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習慣思路。

自政府一面而言，無論是租界當局，還是上海道、上海縣政府，也都認可同鄉組織的這種功能。但是，有些事越出了同鄉或同行的範圍，不是會館公所所能解決的，但又與市民們密切相關，比如，公園問題，婦女不纏足與教育間題，沙俄侵佔東三省的問題，反對美國排斥華工問題，地方自治問題，立憲問題。於是，創造不分何方人士，不分行業、階級、性別的更大範圍的公共空間的要求，就被提了出來。張園在地理、人流、會場設施等方面，都能滿定這方面的要求，於是成為最合適的場所。

張園這一公共空間的形成，與上海特殊的政治環境密切相關。租界既是中國領土又不受中國政府直接管轄的特點，使得中國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出現一道縫隙。這道縫隙雖然很小，但影響很大。這道縫隙在清政府統治系統中，成為一條力量薄弱地帶，形成反清政府的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間。

1903年4 月19日，正當張園集會演說如火如荼之際，公共租界工部局規定新的管理章程：一、所有租界內華人和外國人，無論何案，未經會審公廨核明，一律不准捕捉出界；二、界外差人不准入界擅自捕人；三、界外華官所出拘票，須送會審公廨定奪，派員協捕。這無異於宣佈，張園舉行的那些反對清政府的集會演說，都是合法的，受到租界保護的。

租界當局這麼做，有維護租界權益的考慮，有英美等國對慈禧太后統治不滿的因素，更有法律上、文化上差異的因素。在清政府看來，隨意批評政府，形同叛逆，罪該殺頭，但在西人看來，是人人應享的天賦權利，應予保護。

這樣，由於上海特殊的社會結構，由於租界的縫隙效應，由於東西文化的差異，地處租界的張園，就逐漸演變成上海華人能夠自由發表意見的公共場所。

六、市民意識的產生

醞釀革命，籌劃組織，討論自治，形成上海意識甚至上海話的逐漸定型，都與張園這樣的公共空間有一定的關係。

張園這樣的公共空間的形成，對於上海移民社會的整合、上海人意識的產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上海居民來自五湖四海，開埠以後的四五十年中，居民並沒有一個完整、統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對不少居民來說，上海是個避難、淘金的地方，不是他們永久駐留之地，他們只是上海的過客。大量事實表明，在開埠以後的四五十年裡，上海居民一般還沒有從同鄉單一認同進入到同鄉與上海雙重認同的階段。1893年，公共租界舉行上海開埠50周年盛大慶祝活動，上海華人踴躍參加，但他們打的旗幟星「廣幫」、「寧幫」之類，並不是代表整個上海華人。

20世紀初年，上海移民開始出現了對上海身份認同的趨向。論據有以下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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