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作品集 P 6
大江健三郎作品集
作者：大江健三郎
第6，共526。
相對於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絶對性和單一封閉性，大江看到了位於邊緣的森林村莊文化的多樣、豐富、開放的生動形態。這一發見直接促成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創作，作家說：「促使我創作這部小說的最大動機，即是我漸次意識到的與以東京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邊緣文化。」②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江則明確提出了「邊緣－中心‘對立圖式，並將其作為小說的基本方法來討論。他認為，」從邊緣出發「，是小說整體地表現現代世界、把握現代危機本質的根本所在，」必須站在’邊緣性‘的一邊，而不能順應’中心指向'的思路。
"③
①大江健三郎：《為日美新的文化關係而寫》，1992年5月。
②大江健三郎：《在北歐談日本文學》，1992年10月。
③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方法》，1978年，岩波書店。
據該書「後記」，大江「邊緣－中心」模式的提出，與閲讀山口昌男的《文化與兩義性》1975，接觸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理論有關。
大江所說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佔據社會支配位置的主流意識形態。他清醒地看到，在現實中的日本社會，即使是偏遠的山村，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也起着支配作用。他認為，最重要的對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過文學語言，創造出真正立於邊緣的人的模型model，從而使人們的認知結構化，獲取認識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①
①參見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方法》「走向邊緣，從邊緣出發」章。
「邊緣人」當然不能簡單從地理學意義上理解，大江主要是從社會－文化結構的視角為「邊緣」定位。他認為，在社會－文化結構中處于劣勢，被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支配的一方，基本處于邊緣位置；而其中受災致殘者，更處于邊緣的邊緣。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結構裡，邊緣人的聲音無疑被壓抑着。如果通過作家的想象和創造，使邊緣人的形象凸現出來，自然為既成的穩定的社會－文化秩序引人異質因素，使人們習以為常的一切突然變得陌生，從而引發出對既成社會－文化結構的質疑與新認識。
①
①參見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方法》「走向邊緣，從邊緣出發」章。
從上述意義上說，《廣島札記》1964、《個人的體驗》
1964無疑都屬於「從邊緣出發」的創作。儘管大江提出「邊緣」概念遠在這兩部作品發表之後。這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大江用「邊緣－中心」圖式討論小說方法，固然不無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但同時也是他自我體認、探索思考的結晶。《廣島札記》彙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數訪廣島的所見、所思，明晰顯示出其「從邊緣出發」的指向，是透視現代社會乃至現代文明，探索人類的未來命運。
在這樣的視野裡，廣島原爆的受害者們的位置與意義即發生變動，他們不僅讓人觸目驚心地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其自身還蘊藏着治癒核時代社會疾病的力量。
《個人的體驗》與《廣島札記》的題材、文類絶然不同，但作家卻常常把這兩部作品相提並論。這當然不僅僅因為兩部作品的創作時間几乎重合，更主要的在於兩者間確有許多內在的相同。原爆與畸形誕生，可以說都是人力無法抗拒的災難，面對這樣的巨大打擊，人該怎樣生存？廣島原爆受難者和殘疾兒的父親鳥面臨的是同樣的課題。殘疾兒童的出生，作為一個嚴酷的參照物，照射出現代人心靈的殘疾，最後促成鳥走過心靈煉獄，獲得精神上的新生。
《個人的體驗》常被視為關於人的「再生」的故事，但關於小說結局鳥和殘疾兒共獲新生的處理，卻不無異議。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即對這一結局提出過批評，這一事情後來甚至被大江寫進另一部小說裡《寫給那令人眷念的年代》。據作家笠井潔分析，三島的不滿，主要在於大江把人物認識與行為二律背反式命題，通過鳥的突然轉變，變魔術似的突然解消了。而這一命題，恰是三島苦苦探索不得解脫的。
①如果確如笠井所說，那麼，三島的批評可謂擊中要害，但縱觀大江的全部創作，也可以看到，《個人的體驗》的結局，並不是大江關於「再生」問題思考的終點。毋寧說，自《個人的體驗》起，一直到目前正在寫作中的最後一部長篇，大江都在苦苦探尋人類「拯救」「再生」的途徑。在「雨樹」和《新人呵，醒來吧》由《天真之歌，經驗之歌》等構成兩個系列作品裡，清晰留下了大江探尋的軌跡。不過，《個人的體驗》作為一個獨立的文本被普遍接受，被新聞媒體廣泛傳播，而大江後來的探索則很少被一般讀者注意，確是不必諱言的事實。
書有書的命運，這也是無可奈何的吧。
①參見笠井潔、柄谷行人的對談：《關於「結局」的想象力》，《國文學》雜誌第35卷第8號。
大江是一位方法意識極強的作家。他不僅認真研讀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以至巴哈金的文學理論，而且，自己還專門寫作了《小說的方法》等理論著作。但是，大江並不沿著內容／形式的思路去考慮文學的方法問題，他所說的「方法」，並不限于形式、技巧層面，而是貫注着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精神」，與「小說精神」融為一體、互為表裡。作為小說方法的「邊緣意識」，既與大江的小說構成方式密切相關，又體現了他認知世界的方式，甚至凝結着他的人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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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江健三郎：《為日美新的文化關係而寫》，1992年5月。
②大江健三郎：《在北歐談日本文學》，1992年10月。
據該書「後記」，大江「邊緣－中心」模式的提出，與閲讀山口昌男的《文化與兩義性》1975，接觸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理論有關。
大江所說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佔據社會支配位置的主流意識形態。他清醒地看到，在現實中的日本社會，即使是偏遠的山村，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也起着支配作用。他認為，最重要的對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過文學語言，創造出真正立於邊緣的人的模型model，從而使人們的認知結構化，獲取認識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①
①參見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方法》「走向邊緣，從邊緣出發」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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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方法》「走向邊緣，從邊緣出發」章。
從上述意義上說，《廣島札記》1964、《個人的體驗》
1964無疑都屬於「從邊緣出發」的創作。儘管大江提出「邊緣」概念遠在這兩部作品發表之後。這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大江用「邊緣－中心」圖式討論小說方法，固然不無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但同時也是他自我體認、探索思考的結晶。《廣島札記》彙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數訪廣島的所見、所思，明晰顯示出其「從邊緣出發」的指向，是透視現代社會乃至現代文明，探索人類的未來命運。
在這樣的視野裡，廣島原爆的受害者們的位置與意義即發生變動，他們不僅讓人觸目驚心地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其自身還蘊藏着治癒核時代社會疾病的力量。
《個人的體驗》與《廣島札記》的題材、文類絶然不同，但作家卻常常把這兩部作品相提並論。這當然不僅僅因為兩部作品的創作時間几乎重合，更主要的在於兩者間確有許多內在的相同。原爆與畸形誕生，可以說都是人力無法抗拒的災難，面對這樣的巨大打擊，人該怎樣生存？廣島原爆受難者和殘疾兒的父親鳥面臨的是同樣的課題。殘疾兒童的出生，作為一個嚴酷的參照物，照射出現代人心靈的殘疾，最後促成鳥走過心靈煉獄，獲得精神上的新生。
《個人的體驗》常被視為關於人的「再生」的故事，但關於小說結局鳥和殘疾兒共獲新生的處理，卻不無異議。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即對這一結局提出過批評，這一事情後來甚至被大江寫進另一部小說裡《寫給那令人眷念的年代》。據作家笠井潔分析，三島的不滿，主要在於大江把人物認識與行為二律背反式命題，通過鳥的突然轉變，變魔術似的突然解消了。而這一命題，恰是三島苦苦探索不得解脫的。
①如果確如笠井所說，那麼，三島的批評可謂擊中要害，但縱觀大江的全部創作，也可以看到，《個人的體驗》的結局，並不是大江關於「再生」問題思考的終點。毋寧說，自《個人的體驗》起，一直到目前正在寫作中的最後一部長篇，大江都在苦苦探尋人類「拯救」「再生」的途徑。在「雨樹」和《新人呵，醒來吧》由《天真之歌，經驗之歌》等構成兩個系列作品裡，清晰留下了大江探尋的軌跡。不過，《個人的體驗》作為一個獨立的文本被普遍接受，被新聞媒體廣泛傳播，而大江後來的探索則很少被一般讀者注意，確是不必諱言的事實。
書有書的命運，這也是無可奈何的吧。
①參見笠井潔、柄谷行人的對談：《關於「結局」的想象力》，《國文學》雜誌第35卷第8號。
大江是一位方法意識極強的作家。他不僅認真研讀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以至巴哈金的文學理論，而且，自己還專門寫作了《小說的方法》等理論著作。但是，大江並不沿著內容／形式的思路去考慮文學的方法問題，他所說的「方法」，並不限于形式、技巧層面，而是貫注着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精神」，與「小說精神」融為一體、互為表裡。作為小說方法的「邊緣意識」，既與大江的小說構成方式密切相關，又體現了他認知世界的方式，甚至凝結着他的人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