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2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2，共298。
然而，我認為這兩個學派可以通過折衷的方法得到調和。即使把鴉片戰爭界定為近代的起點，我們也仍需熟悉中國傳統的國家和社會形態，因為這些形態制約了中國對十九世紀外來挑戰所作的反應。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視為一種催化劑，促使傳統中國轉化為近代中國。但是，如果對原先的機制缺乏相當瞭解的話，我們就很難理解這種轉化的效果。
因此，對1600年到1800年間內政與外交的發展進程作概括性的探討，將為我們正確地理解近代中國提供了必須的背景資料。在這段時期，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經濟制度和思想狀況，本質上仍然與過去二千年的情形頗為相同。其政體是一個由皇室統治的王朝；經濟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以士紳階層為核心；支配性的意識形態是儒家學說。瞭解了中國的這種傳統狀況，我們就能更容易地評判十九世紀中國在應付強烈的西方活動時改採取的行為舉措了。
這種折衷的方法保持了後一學派的歷史完整性而又不損害前一學派的現實主義思維。
也許有人會問，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會合為什麼到十六世紀才開始，而西方的影響又為什麼到十九世紀才得以加強？解答這些問題時，我們必須記住，在十九世紀之前的二千多年裡，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着相互分離的方向發展的。西方文明起源於希臘，向西發展到羅馬，隨後又散佈到整個西歐並傳入美洲；而中華文明則孕育于黃河流域，向南擴展到長江流域，隨後並傳播到中國的其它地區。因此，這兩個文明的主流不是彼此接近，而是越來越遠。只有當其中的一個文明獲得了足夠的力量和技術、併為着自身的利益擴張到另一個文明地區時，這兩個文明才得以會合。
固然，在地理大發現時代以前，兩個文明之間曾有過一些時斷時續的交往。漢朝(公元前202年-公元後220年)與其同時代歐洲的羅馬帝國都已相互有所聞。中國人尊稱羅馬帝國為「大秦」。公元73年到102年間，活躍于中亞地區的中國名將班超甚至派遣了二位使節4去尋找羅馬帝國，此人到達了波斯灣。
其它一些交往包括：中國的絲綢輸入了羅馬，而在公元120年和公元166年羅馬的雜耍藝人和商人則到達了中國。在唐代(618-907年)，景教和伊斯蘭教傳人了中國；而且，在唐、宋(960-1279年)時期，阿拉伯人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也十分活躍。在元代(1280-1367年)，威尼斯商人馬菲奧波羅(Maffio Polo)和尼科羅波羅(Niccolo Polo)以及後者著名的兒子馬可波羅(Marco Polo)，還有許多方濟各會(Franciscan)傳教士，都曾到過中國。在明代(1368-1643年)，由鄭和率領的遠洋航海壯舉，到達非洲東岸；中國的活字印刷術也在十五世紀中傳到了歐洲。
可見在地理大發現時代以前的許多世紀中，中國和西方之間已存在了一些零星的交往。但這兩個文明的直接碰撞，還有待于其中的一個能夠作出到達彼方的持續推進。
到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已充分具備了前往東方的地理知識和造船技術。葡萄牙人的航海遠征，把一些探險家和殖民帝國的創建者帶到了亞洲，商人和傳教士也尾隨而至，帶來了西方世界的科學知識。東西方之間一種超出偶爾接觸的經常性交往開始了，但這種交往仍然沒有盛行到足以使這兩個文明面對面地接觸。歐洲還得等到工業革命以後才獲得足夠的力量作有力而持續地到達中國的努力。
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搖籃在這場推進中遙遙領先，這並非偶然。很明顯，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交會不可能發生在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前，而這兩個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發生在工業革命以前。2.「近代中國」形成的動力
理解任何歷史時期的關鍵，在於找出決定該時期形態的主要動力。在近代中國，我們看到了幾種發揮作用的強大動力，其中有些是明顯的，有些則是潛藏的。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命運的興衰。在清代，朝廷最為關注的，是如何維持其自身的權力。
為了贏得漢人的善意和承認，清廷決意與中國傳統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體和社會制度，採納理學為官方哲學，並吸納漢人加入官僚機構，以一種二元首長體制(dyarchy)的形式與滿人共事。另一方面，清廷大興文字獄，懲罰譏諷異族統治的人；設立宗人府，監督滿族顯貴的出身、受業和婚姻；禁止滿漢通婚，並嚴禁漢人遷居滿洲，通過這些措施，努力維護滿族的種族特性。為適應某些特殊的需要，清廷也設立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門，如在1638年建立理藩院來管轄有關西藏、蒙古和西域(新疆)的事務；1729年設立軍機處，使決策過程集中化；1861年更設立總理衙門來掌管與西方列強的外交關係。為鎮壓叛亂並擴展疆土，清廷向遙遠的邊疆發動了多次軍事征討，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疆域第二大的王朝。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有許多洋人受聘擔任政府官職，從而使滿
漢二元體制擴展為一種「滿-漢-夷」的混合體制(synarchy)。5所有這些以及其它許多政策措施，都旨在確保大清江山的長治久安，它們強烈影響並引導1644-1911年間這個國家政治生活的主流。在滿清王朝覆滅後，民國政府最關注的是對內統一國家、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到了1949年以後的共產黨執政時期，我們則看到了一種企求實現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實行工業化和爭取大國地位的強烈動力。
當朝政府的這些重要政策，在引導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方面，顯然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因而應當受到歷史學家們的持續關注。
因此，對1600年到1800年間內政與外交的發展進程作概括性的探討，將為我們正確地理解近代中國提供了必須的背景資料。在這段時期，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經濟制度和思想狀況，本質上仍然與過去二千年的情形頗為相同。其政體是一個由皇室統治的王朝；經濟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以士紳階層為核心；支配性的意識形態是儒家學說。瞭解了中國的這種傳統狀況，我們就能更容易地評判十九世紀中國在應付強烈的西方活動時改採取的行為舉措了。
這種折衷的方法保持了後一學派的歷史完整性而又不損害前一學派的現實主義思維。
也許有人會問，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會合為什麼到十六世紀才開始，而西方的影響又為什麼到十九世紀才得以加強？解答這些問題時，我們必須記住，在十九世紀之前的二千多年裡，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着相互分離的方向發展的。西方文明起源於希臘，向西發展到羅馬，隨後又散佈到整個西歐並傳入美洲；而中華文明則孕育于黃河流域，向南擴展到長江流域，隨後並傳播到中國的其它地區。因此，這兩個文明的主流不是彼此接近，而是越來越遠。只有當其中的一個文明獲得了足夠的力量和技術、併為着自身的利益擴張到另一個文明地區時，這兩個文明才得以會合。
其它一些交往包括：中國的絲綢輸入了羅馬，而在公元120年和公元166年羅馬的雜耍藝人和商人則到達了中國。在唐代(618-907年)，景教和伊斯蘭教傳人了中國；而且，在唐、宋(960-1279年)時期，阿拉伯人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也十分活躍。在元代(1280-1367年)，威尼斯商人馬菲奧波羅(Maffio Polo)和尼科羅波羅(Niccolo Polo)以及後者著名的兒子馬可波羅(Marco Polo)，還有許多方濟各會(Franciscan)傳教士，都曾到過中國。在明代(1368-1643年)，由鄭和率領的遠洋航海壯舉，到達非洲東岸；中國的活字印刷術也在十五世紀中傳到了歐洲。
到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已充分具備了前往東方的地理知識和造船技術。葡萄牙人的航海遠征，把一些探險家和殖民帝國的創建者帶到了亞洲，商人和傳教士也尾隨而至，帶來了西方世界的科學知識。東西方之間一種超出偶爾接觸的經常性交往開始了，但這種交往仍然沒有盛行到足以使這兩個文明面對面地接觸。歐洲還得等到工業革命以後才獲得足夠的力量作有力而持續地到達中國的努力。
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搖籃在這場推進中遙遙領先，這並非偶然。很明顯，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交會不可能發生在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前，而這兩個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發生在工業革命以前。2.「近代中國」形成的動力
理解任何歷史時期的關鍵，在於找出決定該時期形態的主要動力。在近代中國，我們看到了幾種發揮作用的強大動力，其中有些是明顯的，有些則是潛藏的。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命運的興衰。在清代，朝廷最為關注的，是如何維持其自身的權力。
為了贏得漢人的善意和承認，清廷決意與中國傳統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體和社會制度，採納理學為官方哲學，並吸納漢人加入官僚機構，以一種二元首長體制(dyarchy)的形式與滿人共事。另一方面，清廷大興文字獄，懲罰譏諷異族統治的人；設立宗人府，監督滿族顯貴的出身、受業和婚姻；禁止滿漢通婚，並嚴禁漢人遷居滿洲，通過這些措施，努力維護滿族的種族特性。為適應某些特殊的需要，清廷也設立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門，如在1638年建立理藩院來管轄有關西藏、蒙古和西域(新疆)的事務；1729年設立軍機處，使決策過程集中化；1861年更設立總理衙門來掌管與西方列強的外交關係。為鎮壓叛亂並擴展疆土，清廷向遙遠的邊疆發動了多次軍事征討，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疆域第二大的王朝。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有許多洋人受聘擔任政府官職，從而使滿
漢二元體制擴展為一種「滿-漢-夷」的混合體制(synarchy)。5所有這些以及其它許多政策措施，都旨在確保大清江山的長治久安，它們強烈影響並引導1644-1911年間這個國家政治生活的主流。在滿清王朝覆滅後，民國政府最關注的是對內統一國家、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到了1949年以後的共產黨執政時期，我們則看到了一種企求實現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實行工業化和爭取大國地位的強烈動力。
當朝政府的這些重要政策，在引導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方面，顯然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因而應當受到歷史學家們的持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