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概與文概 P 3
藝概與文概
作者：劉熙載
第3，共34。
賈生陳政事，大抵以禮為根極。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極有分曉。何太史公但稱其明申、商也？
賈生謀慮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經制之文，非經生所能道。漢臣後起者，得其一支一節，皆足以建議朝廷，擅名當世。然孰若其籠罩群有而精之哉！
柳子厚《與楊京兆憑書》云：「明如賈誼」，一「明」字型用俱見。若《文心雕龍》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語雖較詳，然似將賈生作文士看矣。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湝遺楊遵彥書曰：「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輩。」此重美德林之兼長耳。然可見馬、揚所長在研煉字句，其識議非賈、晁比也。
晁家令、趙營平皆深于籌策之文。趙取成其事，不必其奇也；晁取切于時，不必其高也。
董仲舒學本《公羊》，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則其于禮也深矣。至觀其論大道，深奧宏博，又知于諸經之義無所不貫。
董仲舒《對策》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併進」，其見卓矣。揚雄「非聖哲之書不好」，蓋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
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漢家文章，周、秦並法。惟董仲舒一路無秦氣。
馬遷之史，與《左氏》一揆。《左氏》「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辯理」，「錯經以合異」；在馬則夾敘夾議，于諸法已不移而具。
文之道，時為大。《春秋》不同於《尚書》，無論矣。即以《左傳》《史記》言之，強《左》為《史》，則噍殺；強《史》為《左》，則‧緩。惟與時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文之有左、馬，猶書之有羲、獻也。張懷瓘論書云：「若逸氣縱橫，則羲謝于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太史公于敘《伯夷列傳》發之。而《史記》全書重義之旨亦不異是。書中言利處，寓貶于褒。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貧賤」，宜後人之復譏固與！
太史公文，精神氣血，無所不具。學者不得其真際，而襲其形似，此莊子所謂「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者也。
太史公文，疏與密皆詣其極。密者，義法也。蘇子由稱其「疏蕩有奇氣」，于義法猶未道及。
太史公時有河漢之言，而意理卻細入無間。評者謂「亂道卻好」，其實本非亂道也。史記敘事，文外無窮，雖一溪一壑，皆與長江、大河相若。敘事不合參入斷語。
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稱微妙。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處。至讀者或謂之悲，或謂之憤，又可以自征器量焉。
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第論其惻怛之情，抑揚之致，則得于《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
學《離騷》，得其情者為太史公，得其辭者為司馬長卿。長卿雖非無得於情，要是辭一邊居多。離形得似，當以史公為尚。
「學無所不窺」，「善指事類情」，太史公以是稱莊子，亦自寓也。
文如雲龍霧豹，出沒隱見，變化無方，此《莊》《騷》太史所同。
尚禮法者好《左氏》，尚天機者好《莊子》，尚性情者好《離騷》，尚智計者好《國策》，尚意氣者好《史記》，好各因人，書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損焉。
太史公文與楚、漢間文相近，其傳楚、漢間人，成片引其言語，與己之精神相入無間，直令讀者莫能辨之。
子長精思逸韻俱勝孟堅。或問：逸韻非孟堅所及，固也；精思復何以異？曰：子長能從無尺寸處起尺寸，孟堅遇尺寸難施處，則差數睹矣。
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便見出奇；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緒乃覘入妙。
《畫訣》：「石有三面，樹有四枝。」蓋筆法須兼陰陽向背也。于司馬子長文往往遇之。
太史公文，如張長史于歌舞戰鬥，悉取其意與法以為草書。其秘要則在於無我，而以萬物為我也。
《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
賈長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遺意。若董江都、劉中壘，乃漢文本色也。
司馬長卿文雖乏實用，然舉止矜貴，揚搉典碩，故昌黎碑板之文亦儀象之。
用辭賦之駢麗以為文者，起於宋玉《對楚王問》，後此則鄒陽、枚乘、相如是也。惟此體施之必擇所宜，古人自主文譎諫外，鮮或取焉。
劉向文足繼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對策》，向上封事，引《春秋》並言「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亦可見所學之務乎其大，不似經生習氣，譊々置辯于細故之異同也。
劉向、匡衡文，皆本經術。向傾吐肝膽，誠懇悱惻，說經卻轉有大意處；衡則說經較細，然覺志不逮辭矣。
揚子云說道理，可謂能將許大見識尋求。然從來足於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氣儘力竭耶？
楊子《法言》有些憨意，蓋專己創言，人雖怪且厭之，弗為少動也。
東坡《答謝民師書》謂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子固《答王深甫論揚雄書》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則于雄書每有所得。」曾、蘇所見不同如此。介甫《與王深甫書》亦盛推雄，如所謂「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是也。
司馬溫公敘《揚子》，謂「孟子好《詩》《書》，文直而顯；荀子好《禮》，文富而麗；揚子好《易》，文簡而奧。」孟、荀、揚並稱無別，與昌黎之論三子異矣。
賈生謀慮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經制之文，非經生所能道。漢臣後起者，得其一支一節，皆足以建議朝廷，擅名當世。然孰若其籠罩群有而精之哉！
柳子厚《與楊京兆憑書》云：「明如賈誼」，一「明」字型用俱見。若《文心雕龍》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語雖較詳，然似將賈生作文士看矣。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湝遺楊遵彥書曰：「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輩。」此重美德林之兼長耳。然可見馬、揚所長在研煉字句，其識議非賈、晁比也。
董仲舒學本《公羊》，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則其于禮也深矣。至觀其論大道，深奧宏博，又知于諸經之義無所不貫。
董仲舒《對策》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併進」，其見卓矣。揚雄「非聖哲之書不好」，蓋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
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漢家文章，周、秦並法。惟董仲舒一路無秦氣。
馬遷之史，與《左氏》一揆。《左氏》「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辯理」，「錯經以合異」；在馬則夾敘夾議，于諸法已不移而具。
文之道，時為大。《春秋》不同於《尚書》，無論矣。即以《左傳》《史記》言之，強《左》為《史》，則噍殺；強《史》為《左》，則‧緩。惟與時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文之有左、馬，猶書之有羲、獻也。張懷瓘論書云：「若逸氣縱橫，則羲謝于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太史公于敘《伯夷列傳》發之。而《史記》全書重義之旨亦不異是。書中言利處，寓貶于褒。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貧賤」，宜後人之復譏固與！
太史公文，精神氣血，無所不具。學者不得其真際，而襲其形似，此莊子所謂「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者也。
太史公文，疏與密皆詣其極。密者，義法也。蘇子由稱其「疏蕩有奇氣」，于義法猶未道及。
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稱微妙。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處。至讀者或謂之悲，或謂之憤，又可以自征器量焉。
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第論其惻怛之情，抑揚之致，則得于《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
學《離騷》，得其情者為太史公，得其辭者為司馬長卿。長卿雖非無得於情，要是辭一邊居多。離形得似，當以史公為尚。
「學無所不窺」，「善指事類情」，太史公以是稱莊子，亦自寓也。
文如雲龍霧豹，出沒隱見，變化無方，此《莊》《騷》太史所同。
尚禮法者好《左氏》，尚天機者好《莊子》，尚性情者好《離騷》，尚智計者好《國策》，尚意氣者好《史記》，好各因人，書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損焉。
太史公文與楚、漢間文相近，其傳楚、漢間人，成片引其言語，與己之精神相入無間，直令讀者莫能辨之。
子長精思逸韻俱勝孟堅。或問：逸韻非孟堅所及，固也；精思復何以異？曰：子長能從無尺寸處起尺寸，孟堅遇尺寸難施處，則差數睹矣。
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便見出奇；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緒乃覘入妙。
《畫訣》：「石有三面，樹有四枝。」蓋筆法須兼陰陽向背也。于司馬子長文往往遇之。
太史公文，如張長史于歌舞戰鬥，悉取其意與法以為草書。其秘要則在於無我，而以萬物為我也。
《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
賈長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遺意。若董江都、劉中壘，乃漢文本色也。
司馬長卿文雖乏實用，然舉止矜貴，揚搉典碩，故昌黎碑板之文亦儀象之。
用辭賦之駢麗以為文者，起於宋玉《對楚王問》，後此則鄒陽、枚乘、相如是也。惟此體施之必擇所宜，古人自主文譎諫外，鮮或取焉。
劉向文足繼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對策》，向上封事，引《春秋》並言「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亦可見所學之務乎其大，不似經生習氣，譊々置辯于細故之異同也。
劉向、匡衡文，皆本經術。向傾吐肝膽，誠懇悱惻，說經卻轉有大意處；衡則說經較細，然覺志不逮辭矣。
揚子云說道理，可謂能將許大見識尋求。然從來足於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氣儘力竭耶？
楊子《法言》有些憨意，蓋專己創言，人雖怪且厭之，弗為少動也。
東坡《答謝民師書》謂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子固《答王深甫論揚雄書》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則于雄書每有所得。」曾、蘇所見不同如此。介甫《與王深甫書》亦盛推雄，如所謂「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是也。
司馬溫公敘《揚子》，謂「孟子好《詩》《書》，文直而顯；荀子好《禮》，文富而麗；揚子好《易》，文簡而奧。」孟、荀、揚並稱無別，與昌黎之論三子異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