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植適當而培養完善的葡萄園，乃是農場中最有價值的部分，這似乎是古代和現代一切葡萄酒產國都承認的農業上無可置疑的原理。但據科倫麥勒說，種植新葡萄園有無利益，卻是古代意大利各農業家間爭論紛壇的問題。科倫麥勒和一個確實愛種新奇榕物的人一樣，決然贊同種植新葡萄園，並通過利潤與費用的比較，力圖證明，種植新葡萄園是一種最有利益的農事改良。然而，關於這種新產業計劃中利潤與費用的比較，通常是很不可靠的，而在農業中尤其如此。如果這種種植所得的利益，都是象科倫麥勒所想象的那麼大，那末關於這問題，就不會有那種爭論。直到現今，在葡萄酒產國中，這還是爭論紛壇的問題。這些國家的農事作家，即高級耕作的愛好者和鼓吹者，和科倫麥勒一樣，都決然贊同栽種新葡萄園。法國舊葡萄園所有者阻止種植新葡萄園的焦急心情，似可支持那些作家的意見，並表示那些有經驗的人，都覺得現今在那個國家種植葡萄，比栽種其他任何植物，更有利可圖。可是，同時似乎也表示，從另一方面看來，葡萄園的優越利潤，如果不受限制葡萄自由培植那些法律的庇護，就不能持續下去。1731年，舊葡萄園所有者，得到以下敕合：凡未經國王特許，新葡萄園的種植，停種二年以上的葡萄園的續種，都在禁止之列。要得國王這種特許，又須先請州長查驗，證明這土地不適宜於任何其他耕作。據說，當時發布這敕令的理由，是穀物、牧草的缺乏和葡萄酒的過剩。但是，葡萄酒過剩，如確系事實，那末它就會使這種種植的利潤降落到牧場和穀田的利潤的自然比例以下，這樣無須上述敕令便有效地阻止新葡萄園的種植。關於所謂葡萄園增加，招致了穀物缺乏，我們知道，就法國說，在土地適宜於生產穀物的葡萄產州，穀物耕種得比其他各州更精細，在勃艮策和吉延是如此，在上郎格多克也是如此。一種耕作事業雇用很多勞動者，必然給另一種耕作事業的產品提供了好市場，從而鼓勵另一種耕作事業。減少能購買葡萄酒的人數，無疑是最浪有效果的獎勵穀物耕作事業的方策。這方策簡直等於通過阻遏制造業來促進農業的政策。
　因此，那些作物，需要有較大土地改良費用，使土地適合於栽種，或需要有較大的每年耕作費用，其地租和利潤，縱使往往大大超過穀物或牧草的地租和利潤，這超過額如果僅足抵償高的費用，那末其地租和利潤，實際上是受普通作物的地租和利潤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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