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希臘羅馬，除了詩人、少數雄辯家及歷史家外，其餘最大部分知名的學者，大概都是充當哲學或修辭學的公私教師，這件事也許值得我們注意一下。從里西阿斯、伊索克拉底、柏拉圖及亞里土多德時代，降至普魯塔克、埃皮蒂塔斯、斯韋托尼阿及昆蒂里恩時代，這個說法都可適用。把某一特定部門的學科，逐年專責成某一個人教授，那實是使他對於那門學科專精深造的最有效方法。因為，他今年教那一門，明年後年還得教那一門，如果他不是什麼都做不成的人，在數年之內，他一定能通達那一門學問的各部分；並且，如果他在今年對於某點的見解，還欠斟酌，到明年講到這同一個主題時，他多半會加以改正。科學的教師，確是真正想成為學者的人的自然職業，而同時這職業又是使他受到充實學問的最適當的教育。一國教會的聖俸，如僅是普通，則學者大部分，自然會從事這最有用於國家最有用於社會的教學職業，同時並可由此獲得他所能接受的最良好的教育。這一來，他們的學問，便會成為最充實、最有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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