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通過提高普通利潤率，獨占才能使任何一個階級得利或能夠得利。但是，一般說來，高的利潤率對於國家所必然產生的各種壞影響，除上述外，還有一種更壞的影響；按照經驗，這種壞影響和高的利潤率分不開，而其有害作用，也許比上述各種壞影響合起來的作用還要大。高的利潤率，隨便在什麼地方，都會破壞商人在其他情況下自然會有的節儉性。在利潤很高時，儉樸似乎是多事，而窮奢極侈，似乎更適合於寬裕的境遇。但大商業資本所有者，必然是全國實業界的領袖和指導者。他們的榜樣對國內全部勤勞民眾生活方式的影響，比任何其他階級的影響大得多。若雇主是小心的、節儉的，工人亦大都會如此；若主人是放浪的、隨便的，那末擁工亦會按主人的榜樣工作，亦會按主人的生活方式生活。這樣，本來最會蓄積的人，都不能在手上有所蓄積了。維持生產性勞動的基金，不能因這些本來最會使這基金增加的人們的收入而有所增益。國家的資本不能增加，反而逐漸枯竭。國內所維持的生產性勞動量，一天少似一天。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異常的利潤，曾增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資本嗎？他們減輕了這兩個乞丐般的國家的貧窮嗎？促進了這兩個乞丐般的國家的產業嗎？這兩個商業都市的商人的費用是那麼大，以致異常的利潤不但沒有增加國家的總資本，而且不足保持原有的資本。我敢說，外國資本一天多似一天地闖進加的斯和里斯本的貿易中去。為了要把外國資本從自己資本日益不夠經營的這種貿易中驅逐出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才一天甚似一天地加強這種不合理的獨占。試比較加的斯及里斯本的商人習俗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習俗，你就會感到，受高利潤影響的商人行為與性格，與受低利潤影響的商人行為與性格，是怎樣不相同啊。誠然，倫敦的商人，雖不象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那樣，一般都成為堂堂貴族，但與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比較，卻就一般是更不小心、更不節儉。但是，據說，大部分倫敦商人，比大部分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富裕得多，而比大部分阿姆斯特丹商人，卻略有遜色。倫敦的利潤率，與前者比較，一般是低得多；與後者比較，一般是高得多。俗語說，“容易來，容易去”。隨便什麼地方，消費的一般情況，與其說受真實消費能力的支配，倒不如說受弄錢花費的難易程度支配。
　這樣，獨占給唯一階級帶來的唯一利益，在許多不同方面妨害國家的一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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