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古時的政策，企圖照這樣來管理農村最大的職業即農業，而管理的原則，則與管理都市最大職業即制造業的原則完全不同。這種政策，使農民除了消費者或他們穀物的直接經售者即穀商及穀物運送者外，不能再有任何其他顧客，因而強迫他們不但要經營農民的職務，而且要經營穀物批發商人及零售商人的職務。反之，在制造業方面，歐洲古時的政策，卻在許多場合，禁止制造者兼營開店的生意，不許他們零售他們自己的商品。前一種法律的用意，是要促進國家的一般利益，或者說，使穀物趨於低廉，但人們也許不很了解這應如何進行。後一種法律的用意，卻要促進特種人即店老板的利益，當時人們認為，這種人將為制造業者所連累而賤賣，如果允許制造業者零售，這種人的生意，就會破滅。
　雖然當時允許制造業者開設店鋪零售貨物，但是制造業者決不會把貨物賣得比一般店鋪老板還便宜。不管投在店鋪內的這一部分資本是大是小，它必定是從制造業中抽取出來。為使他站在與他人同等的地位上經營他的業務，他這一部分資本必須取得店老板的利潤，正如他那一部分資本必須取得制造業者的利潤一樣。例如，假設在他所居住的那一城市里，制造業資本及小賣業資本的普通利潤都是百分之十，那末在制造者自行開店零售的場合，他在店鋪中每售去一件貨物，即須取得利潤百分之二十。當他自工廠搬運貨物至店鋪時，他對貨物所估的價格，必然是他向零售店老板所能索取的批發價格。如果估得比這低，他的制造業資本的利潤；便失去了一部分。當貨物在他自己店鋪內售去時，如果出售價格，低於其他店鋪老板所售價格，那他的小賣業資本的利潤，亦失去了一部分。在這場合，他對於同一件貨物，雖似乎取得了加倍的利潤，但因這種貨物曾先後充作兩個不同資本的一部分，所以，對於他投下的資本，他所取得的，其實只是單一利潤。如果他所得利潤比這少，他就是損失者，換言之，他所投下的全部資本，未得到與大部分鄰人相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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