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我們稱為中世紀的這一千年，評價一下它的成就，即使不提制度的完善，至少在獲得政治真知方面，我們發現，古人所不知的代議制政府那時几乎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選舉方式仍很粗糙，但是，未經納稅階層同意征稅便是非法——即納稅同代表權不可分離——的原則，不是作為某些國家的特權，而是作為所有國家的權利，得到了承認。菲利浦·德·科明斯說，沒有人民的同意，世上任何君主皆不得徵收一分錢。奴隷制几乎絶跡。絶對權力被認定比奴隷制更罪惡，更不可容忍。反抗的權利得到了認可，並被確定為一項宗教義務。甚至人身保護法(the Habeas Coqpus Act)原則，所得稅的原則，也已為人們所知。古代政治的產物是根植于奴隷制上的不受限制的國家。中世紀的政治遺產則是權力受到三方面制約的國家制度：有勢力階層的代表制，享有特許權的組織和承認有些義務高於人類制定的義務。

為了實現某種善業，需要做的事情千千萬萬。但是原則的大問題已經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16世紀是女口何使用中世紀所累積的遺產的‧當時最明顯的事實就是，曾經長久統治的宗教的影響衰落了。印刷術發明後的60年間，歐洲的印刷作坊出版了3萬冊圖書，卻沒有人印過一本希臘文《聖經》。在每個國家都將統一信仰作為首要任務的年代，人們認為，人們的權利以及鄰人和統治者對他們所負的義務，因信仰的不同而不同；社會並不承認土耳其人或猶太人，異教徒或異端，或供奉魔鬼的人，和正統基督徒有着相同的義務。隨着宗教的優勢地位逐漸衰落，國家出於對它自身利益的考慮，聲稱擁有這種按照例外原則對待敵人的特權。政府的目的可證明其手段合理的思想，在馬基雅維裡那裡發展成為一種學說。他是個敏鋭的政治家，真誠地渴望掃除障礙，使意大利實現明智的統治。在他看來，理智最惱人的障礙就是良心，如果統治者讓陳腐的教條束縛了手腳，為實現艱難計劃所必需的治國術，便不能夠得到充分的運用。

他這種驚世駭俗的學說，後來不斷為一些個性高強的人所重申。他們看到，在關鍵時刻好人往往無力實現他們的好意，而屈服于那些深明「不破蛋殼，焉得其黃」格言之精髓的人們。他們看到，公共道德不同於私人道德，因為沒有任何政府願意在被打過右頰之後再奉上自己的左頰，或者認為仁慈勝過公正。他們不能夠區分常規與例外的差別或劃定例外的界限；或者說明除了上天在塵世中依據成敗做出的評判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標準指導着國家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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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基雅維裡的教導經受不住議會政治的檢驗，因為公開議事至少要求承認誠信原則，但是它使一些極虔誠的國王也失去良知，從而給專制政治提供了巨大動力，混淆了善惡之分。查理五世派人為了刺殺自己的一個敵人，賞金5000克朗(crowns)。斐迪南一世和二世，亨利三世和路易十三，都殘酷地處死過最有權勢的臣屬。伊麗莎白和瑪麗·斯圖亞特之間也曾竭力想除去對方。為絶對君主制征服一個更優秀的年代的精神和制度的道路已經鋪就，完成此事並不是一個個孤立的邪惡行為，而是一種精緻的邪惡哲學和自從斯多噶學派改造了異教的道德觀以來從未有過的徹底的道德墮落。

教士們在同封建主義和奴隷制度的漫長鬥爭中，曾經以多種方式致力於自由的事業，現在卻與王室的利益結合在一起。曾經有人試圖按憲政模式改革教會；雖然這些努力失敗了，但是它們卻使教權和王權聯合起來，把分權原則作為共同的敵人加以反對。在法國和西班牙，在西西里和英國，強有力的國王們使教權臣服于王權。在此後的2仞年裡，12名熱衷於政治的樞機主教在法國建立起了絶對君權。西班牙的國王們几乎是一舉成功，他們恢復和利用已逐漸廢棄不用的宗教法庭，利用它來製造恐怖，使他們成為真正的暴君。一代人目睹了遍及歐洲的轉變過程，玫瑰戰爭時期的無政府狀態，變成了心甘情願地臣服和心滿意足地順受暴政；這種暴政構成了亨利八世及其同時代國王的統治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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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宗教改革發軔于維登堡時，專制浪潮正洶湧澎湃。人們期待着路德的影響會遏止這股洪流。因為他到處面對著教會與國家的緊密聯盟，他的國家的大部分地區，都控制在那些充滿敵意且身為羅馬教廷的高級教士的諸侯手中。實際上，他的憂懼更多地來自世俗敵人而非宗教敵人。主要的德國主教希望承認新教徒的要求；教皇本人也在徒勞地敦促皇帝採取安撫政策。查理五世宣佈路德不受法律保護，並試圖抓捕他；巴伐利亞大公也忙於用斬首和火刑來對付他的信徒。然而城鎮的民主勢力普遍站在路德一邊。但是，在路德的政治意識中，對革命有着根深蒂固的懼怕。圭爾夫派神學家曾對使徒時代的消極服從巧做辯解，路德則拋棄這種典型的中世紀的解釋方式。路德晚年曾一度改變原先的觀點；但是他的政治學說的實質顯然是保守的。路德派信徒的國家成為頑固守舊的堡壘，路德派作者一貫譴責在宗教改革第二階段出現的民主派著作。因為瑞士改革者比德國人更大膽地將他們的事業和政治結合在一起。蘇黎世和日內瓦是共和國，它們的統治精神影響了茨溫利和加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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