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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傳
可想而知,馬克思這次倫敦之行他心情更不好。他以前和恩格斯一道在英國的兩次短暫旅行,並沒有給他留下令人快慰的印象。英國人的實用的、平穩的和忍耐的性格,跟他的好動的和急躁的性格有些格格不入。另外馬克思的英語還掌握得不太好,這就使他的活動大受限制,使他感到某種依賴性。
環境和條件儘管對他有多方面的不利,可他一到英國,又立刻投入了政治鬥爭。他恢復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並重新組織了同盟的活動,與此同時,他進行關於籌辦德文機關刊物談判,準備在這裡創辦《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
這時歐洲大陸上到處都在迫害革命者,有一些革命者逃到英國來了。他們都是一小批一小批的,既沒有錢,又不懂英語。來自歐洲各個國家的都有,既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又有波蘭人、法國人。在倫敦的德國人增加到 300人,基本上是工人和小手工業者。
他們找工作往往碰壁。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他們本人受着窮困煎熬的同時,組織了一個倫敦救濟委員會,作出了革命團體的好榜樣。
馬克思寫出激動人心的號召書。他和同志們為了籌集必要的生活費用整天奔波于倫敦街頭。
眼看懷孕的妻子帶著三個孩子和琳蘅于9月15日就要到倫敦來,錢几乎沒有,他迫在眉睫的還要解決個人的生存問題。
錢,這個既可愛又可惡的瘋狂的魔獸,一時以其光環炫耀於人,一時又以其「銅臭」被厭棄於人。馬克思不由得不好意思地想起了這之前給幾位朋友寫的「要錢」信:6月7日,馬克思給恩格斯寫信,談了德法兩國形勢的一些看法後,他簡單、直率地向他提出:「你必須設法在什麼地方給我弄些錢;你知道,我為了履行《新萊茵報》的義務已經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並在「給我弄些錢」的下面打上着重號。
7月13日,馬克思不得不寫信給魏德邁說他的妻子在巴黎已一文不名。他問是否可以爭取他關於蒲魯東的書《哲學的貧困》出第二版得到一筆預支稿費,這本書在布魯塞爾沒有全部賣掉。
使情況更糟的是:法國政府把馬克思看作危險人物,禁止他在巴黎居住,並勒令他住到布列塔尼半島偏僻、又有礙健康的莫爾比昂省去,還規定在那裡不得擅自離開。
往往這時,馬克思經過片刻的絶望之後又會重新振作起來。1849年8月23日他馬上給恩格斯寫信談他的新計劃:“……我要離開法國。
“去瑞士不給我護照,所以我必須去倫敦,而且就在明天動身……“此外,我在倫敦創辦德文雜誌有肯定的希望……“所以,你必須立即前往倫敦。
「我肯定對此抱有希望……」「希望在哪裡?……」馬克思一時又在責怪自己經濟上的無能,「妻兒子女到倫敦來了怎麼辦?看著我的滿臉鬢鬚能飽肚嗎?」於是,馬克思在9月5日給詩人弗萊裡格拉特寫信:親愛的弗萊裡格拉特:我只給你寫幾行字,因為四五天來,我生了一種類似輕霍亂的病,感到非常軟弱無力。
我的妻子來信,要我告訴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100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麼卑鄙:他們連我的妻子也去打擾;他好容易獲准在巴黎獃到9月15日,即我們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現在我確實處境困難。我的妻子臨近產期,15日她又必須離開巴黎,我不知道到哪裡去弄到必要的錢,使她能夠動身並在這裡安頓下來。
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這裡辦一個月刊;但是時間緊迫,而且頭幾個星期困難特別大。
燕妮來了。馬克思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給她安排在一家貧困的家裡寄宿,一面繼續疲于奔命,四處奔走,以求找到一個較為方便點的住處,因為燕妮產期已近。最後他在簡陋的切爾西街區的安德森街 4號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住處。11月5日,燕妮生下一男孩,取名亨利希·格維多。
這時馬克思一家又正面臨着嚴酷無情的冬天。燕妮在1850年5月20日給魏德邁寫信談起了艱難的處境:……我的丈夫在這裡被日常生活的瑣事壓得喘不過氣來,而且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惱,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鎮定的、清醒的、冷靜的自尊感,才能堅持這種每日每時的鬥爭。親愛的魏德邁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為了報紙曾經作了多大的犧牲,他拿出了幾千現款,而當成功的希望几乎沒有了的時候,他卻成了報紙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這樣幹的,否則他們自己必須負擔債務。
為了輓救報紙的政治榮譽,為了輓救科倫友人的公民榮譽,他挑起了一切重擔,賣掉了自己的印刷機,交出了全部收入,臨行前還借了300塔勒來償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編輯的薪金等等——而這時他已經是被驅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們沒有給自己留下任何東西。我到法蘭克福去典當了我們僅有的最後一點銀器。在科倫我託人出賣了我的傢具,因為衣物和其餘一切東西都有被查封抵債的危險。當倒霉的反革命時期到來時,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隨後我帶著我的三個孩子也去了,但他還沒有來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驅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們也被禁止在那裡繼續逗留。
在他之後我也渡過了拉芒什海峽,過了一個月我們的第四個孩子出生了。要瞭解倫敦以及這裡的情況,才能知道撫養三個孩子和生育第四個孩子多麼不容易。單房租一項我們每月就得付出42塔勒。這一切我們只能用當時我們自己所有的錢來支付。
環境和條件儘管對他有多方面的不利,可他一到英國,又立刻投入了政治鬥爭。他恢復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並重新組織了同盟的活動,與此同時,他進行關於籌辦德文機關刊物談判,準備在這裡創辦《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
這時歐洲大陸上到處都在迫害革命者,有一些革命者逃到英國來了。他們都是一小批一小批的,既沒有錢,又不懂英語。來自歐洲各個國家的都有,既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又有波蘭人、法國人。在倫敦的德國人增加到 300人,基本上是工人和小手工業者。
他們找工作往往碰壁。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他們本人受着窮困煎熬的同時,組織了一個倫敦救濟委員會,作出了革命團體的好榜樣。
馬克思寫出激動人心的號召書。他和同志們為了籌集必要的生活費用整天奔波于倫敦街頭。
眼看懷孕的妻子帶著三個孩子和琳蘅于9月15日就要到倫敦來,錢几乎沒有,他迫在眉睫的還要解決個人的生存問題。
錢,這個既可愛又可惡的瘋狂的魔獸,一時以其光環炫耀於人,一時又以其「銅臭」被厭棄於人。馬克思不由得不好意思地想起了這之前給幾位朋友寫的「要錢」信:6月7日,馬克思給恩格斯寫信,談了德法兩國形勢的一些看法後,他簡單、直率地向他提出:「你必須設法在什麼地方給我弄些錢;你知道,我為了履行《新萊茵報》的義務已經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並在「給我弄些錢」的下面打上着重號。
7月13日,馬克思不得不寫信給魏德邁說他的妻子在巴黎已一文不名。他問是否可以爭取他關於蒲魯東的書《哲學的貧困》出第二版得到一筆預支稿費,這本書在布魯塞爾沒有全部賣掉。
往往這時,馬克思經過片刻的絶望之後又會重新振作起來。1849年8月23日他馬上給恩格斯寫信談他的新計劃:“……我要離開法國。
「我肯定對此抱有希望……」「希望在哪裡?……」馬克思一時又在責怪自己經濟上的無能,「妻兒子女到倫敦來了怎麼辦?看著我的滿臉鬢鬚能飽肚嗎?」於是,馬克思在9月5日給詩人弗萊裡格拉特寫信:親愛的弗萊裡格拉特:我只給你寫幾行字,因為四五天來,我生了一種類似輕霍亂的病,感到非常軟弱無力。
我的妻子來信,要我告訴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100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麼卑鄙:他們連我的妻子也去打擾;他好容易獲准在巴黎獃到9月15日,即我們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現在我確實處境困難。我的妻子臨近產期,15日她又必須離開巴黎,我不知道到哪裡去弄到必要的錢,使她能夠動身並在這裡安頓下來。
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這裡辦一個月刊;但是時間緊迫,而且頭幾個星期困難特別大。
燕妮來了。馬克思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給她安排在一家貧困的家裡寄宿,一面繼續疲于奔命,四處奔走,以求找到一個較為方便點的住處,因為燕妮產期已近。最後他在簡陋的切爾西街區的安德森街 4號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住處。11月5日,燕妮生下一男孩,取名亨利希·格維多。
這時馬克思一家又正面臨着嚴酷無情的冬天。燕妮在1850年5月20日給魏德邁寫信談起了艱難的處境:……我的丈夫在這裡被日常生活的瑣事壓得喘不過氣來,而且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惱,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鎮定的、清醒的、冷靜的自尊感,才能堅持這種每日每時的鬥爭。親愛的魏德邁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為了報紙曾經作了多大的犧牲,他拿出了幾千現款,而當成功的希望几乎沒有了的時候,他卻成了報紙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這樣幹的,否則他們自己必須負擔債務。
為了輓救報紙的政治榮譽,為了輓救科倫友人的公民榮譽,他挑起了一切重擔,賣掉了自己的印刷機,交出了全部收入,臨行前還借了300塔勒來償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編輯的薪金等等——而這時他已經是被驅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們沒有給自己留下任何東西。我到法蘭克福去典當了我們僅有的最後一點銀器。在科倫我託人出賣了我的傢具,因為衣物和其餘一切東西都有被查封抵債的危險。當倒霉的反革命時期到來時,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隨後我帶著我的三個孩子也去了,但他還沒有來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驅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們也被禁止在那裡繼續逗留。
在他之後我也渡過了拉芒什海峽,過了一個月我們的第四個孩子出生了。要瞭解倫敦以及這裡的情況,才能知道撫養三個孩子和生育第四個孩子多麼不容易。單房租一項我們每月就得付出42塔勒。這一切我們只能用當時我們自己所有的錢來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