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人道主義同情還推動雨果進行尖鋭的社會批判。他把下層人民的苦難，明確歸之於「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他整部小說的目的，就在於揭露這種壓迫如何「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且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在《悲慘世界》裡，與對勞動人民深切的同情同時並存、水乳交融的是，作者對黑暗的社會現實的強烈抗議。在這裡，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不僅是他同情勞動人民的出發點，也是他進行社會批判的一種尺度。
不僅如此，雨果還把人道主義的感化力量視為改造人性與社會的手段，小說中的卞福汝主教與後來的冉阿讓就體現了他的這一思想。卞福汝是小說中一個理想的人道主義的形象，冉阿讓後來也是大慈大悲的化身，他們身上不僅有無窮無盡的人道主義愛心，而且他們這種愛，還能感化凶殘的匪幫，甚至統治階級的鷹犬，並在悲慘世界裡創建了濱海蒙特勒伊這樣一塊窮人的福地，真正的「世外桃源」。於是，人道主義的仁愛在小說裡就成為了一種千靈萬驗、無堅不摧的神奇力量，這種近乎童話的描寫，倒正是雨果天真幻想的流露，是他的一種侷限。
這是高昂的民主主義激情的體現。誰都會注意到小說中對一八三二年人民革命運動與起義鬥爭的出色描寫與熱情歌頌。在整個西方文學中，我們還沒有見過有什麼作品象《悲慘世界》這樣，對一次革命起義作過如此正面的、完整的，如此規模宏大，如此熱情奔放的描述，其畫面都是以壯麗的色彩、細緻的筆法繪製出來的，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導着人民》那種輝煌的風格。作品的這一舉足輕重的部分，無疑給《悲慘世界》定下了革命民主主義的基調，其中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觀點，事實上也突破了人道主義的框架，彌補了作品的天真幻想的一面。
雨果的革命民主主義激情，還鮮明地表現為對起義民眾、革命人民的熱情禮讚。在他的筆下，疲憊不堪、衣衫襤褸、遍體創傷、為正義事業而鬥爭的人們，是一個偉大的整體與象徵：人民的象徵。正是這一個偉大的群體，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歷史奇蹟，推動着法國社會向前發展。雨果特別在這一偉大的整體中，突出了安灼拉、馬白夫與伽弗洛什這三個英雄人物。安灼拉是堅強的共和主義者，街壘起義的組織者領導人，雨果以雅各賓專政時期的革命家聖鞠斯特為藍本塑造了這個人物，用飽滿的筆墨使他成為了十九世紀文學中一個難得的革命領袖的正面形象。馬白夫老爹是巴黎普通人民，起義的基本群眾，他最後用自己的生命保衛了革命紅旗這一悲壯的場面，雨果是以莊嚴的頌歌的筆調寫出來的，並對此發出了熱情的禮讚。伽弗洛什，這個巴黎流浪兒童的典型，是法國文學中最生動、最有魅力的藝術形象之一，他身上凝聚着法國人民那種開朗樂天、輕鬆幽默的性格，還保持了兒童的天真與純潔，他善良、慷慨，酷愛自由，在起義鬥爭中勇敢機智，直到最後壯烈犧牲，仍唱着幽默頑皮的歌曲。這三個人物是雨果心目中革命人民的象徵，他塑造出他們的高大身軀，正是出於歌頌人民這一偉大群體的熱情。
這就是《悲慘世界》的四種素質、四個方面。就《悲慘世界》在內容上的豐富、深廣與複雜而言，它無疑在雨果數量眾多的文學作品中居于首位，即使是在十九世紀文學中，也只有巴爾扎克的巨著《人間喜劇》的整體可與之比美。對於它厚實的藝術容積，也許只有借助巨大的森林、遼闊的海洋這一類比喻，才能提供一個總體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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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世界》問世以來，已有一個多世紀，它在時間之流的大海上傲然挺立，它是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千千萬萬人民，不斷造訪的一塊藝術勝地，而且將永遠是人類文學中一塊不朽的勝地。
柳鳴九
作者序
只要因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時期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在某些地區還可能發生社會的毒害，換句話說，同時也是從更廣的意義來說，只要這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益的。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于奧特維爾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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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裡哀先生
一八一五年，迪涅①的主教是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裡哀先生。他是個七十五歲左右的老人；從一八○六年起，他已就任迪涅區主教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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