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樣，那些議論卻使聽取它們的人深信不疑。它們是由商人們向國會、王公會議、貴族和鄉紳們陳述的；是由那些被認為了解貿易的人向那些自認為對這種問題一無所知的人陳述的。貴族及鄉紳和商人一樣，都從經驗中知道，國外貿易可以富國，但對國外貿易如何富國的問題，他們卻沒有一個懂得清楚。商人們完全知道，國外貿易如何使他們自己富裕。理解這個問題，原是他們的份內之事。但了解國外貿易如何富國的問題，卻不是他們的份內之事了。除了在他們要向國家請求改訂國外貿易法案的時候，他們從來不考慮到這個問題。只有在請求改訂法律的時候，他們才必須陳述國外貿易的有利結果，才必須陳述現行法律如何阻礙這種有利的結果。他們向那些要對這種事情作出決定的裁判官說，國外貿易可以帶貨幣回國，但國外貿易法卻使國外貿易所帶回來的貨幣比沒有這種法律的時候少。裁判官聽了這個說法，也覺得十分滿意。這種議論於是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法蘭西和英格蘭的金銀輸出禁令，僅以本國的鑄幣為限。外國鑄幣和金銀塊的輸出，聽其自由。在荷蘭和其他一些地方，這種自由甚至擴展到本國鑄幣。政府的注意力，從對金銀輸出的監視，轉到對貿易差額的監視，而把貿易差額看作能夠引起國內金銀量增減的唯一原因。他們放棄了一種毫無結果的監督，轉向另一個更為複雜、更為困難但卻是同樣毫無結果的監督。托馬斯?孟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不僅成為英格蘭而且成為其他一切商業國家政治經濟的基本准則。內地或國內貿易，尤其重要的是，即那種以同量資本可提供最大收入而又能使本國人民獲得最大就業機會的貿易，卻被視為只是國外貿易的輔助。據說，國內貿易既不能從外國帶貨幣回來，也不能把貨幣帶出國外。所以，除非國內貿易的盛衰可以間接影響國外貿易的狀況，否則它就決不能使國家變得更加富裕或更加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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