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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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多得難以數計的自傳作品中，真正有文學價值的顯然並不多，而成為文學名著的則更少。至于以其思想、藝術和風格上的重要意義而奠定了撰寫者的文學地位——不是一個普通的文學席位，而是長久地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許只有《懺悔錄》了。盧梭這個不論在社會政治思想上，在文學內容、風格和情調上都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過這部自傳推動和啟發了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使它——用當時很有權威的一位批評家的話來說——「獲得最大的進步」、「自巴斯喀以來最大的革命」，這位批評家謙虛地承認：「我們十九世紀的人就是從這次革命裡出來的」。　　寫自傳總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憂患已成過去的時候，然而對於盧梭來說，他這寫自傳的晚年是怎樣的一個晚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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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六二年，他五十歲，刊印他的著作的書商，阿姆斯特丹的馬爾克－米謝爾·雷伊，建議他寫一部自傳。毫無疑問，象他這樣一個平民出身、走過了漫長的坎坷的道路、通過自學和個人奮鬥居然成為知識界的鉅子、名聲傳遍整個法國的人物，的確最宜于寫自傳作品了，何況在他的生活經歷中還充滿了五光十色和戲劇性。但盧梭並沒有接受這個建議，顯然是因為自傳將會牽涉到一些當時的人和事，而盧梭是不願意這樣做的。情況到《愛彌兒》出版後有了變化，大理院下令焚燒這部觸怒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作品，並要逮捕作者，從此，他被當作「瘋子」、「野蠻人」而遭到緊追不捨的迫害，開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當局也下令燒他的書，他逃到普魯士的屬地莫蒂亞，教會發表文告宣佈他是上帝的敵人，他沒法繼續獃下去，又流亡到聖彼得島。對他來說，官方的判決和教會的譴責已經是夠嚴酷的了，更沉重的一擊又接障而來：一七六五年出現了一本題名為《公民們的感情》的小冊子，對盧梭的個人生活和人品進行了攻擊，令人痛心的是，這一攻擊並不是來自敵人的營壘，而顯然是友軍之所為。盧梭眼見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為一個千古罪人的危險，迫切感到有為自己辯護的必要，於是在這一年，當他流亡在莫蒂亞的時候，他懷着悲憤的心情開始寫他的自傳。

整個自傳是在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中斷斷續續完成的。在莫蒂埃和皮埃爾島時，他僅僅寫了第一章，逃到英國的武通後，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則是他回到法國後，一七六七年住在特利堡時完成的，這就是《懺悔錄》的第一部。經過兩年的中斷，他于一七六九年又開始寫自傳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懺悔錄》的第二部，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在外省的期間寫出來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於他回到了巴黎之後，最後「竣工」的日期是一七七年十一月。此後，他在孤獨和不幸中活了將近八年，繼續寫了自傳的續篇《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夢想》。

《懺悔錄》就是盧梭悲慘的晚年的產物，如果要舉出他那些不幸歲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內容，那就是這一部摻合著辛酸的書了。這樣一部在殘酷迫害下寫成的自傳，一部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為自己的存在辯護的自傳，怎麼會不充滿一種逼人的悲憤？它那著名的開篇，一下子就顯出了這種悲憤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盧梭面對著種種譴責和污衊、中傷和曲解，自信他比那些迫害和攻擊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們來得高尚純潔、誠實自然，一開始就向自己的時代社會提出了勇敢的挑戰：「不管末日審判的號角什麼時候吹響。我都敢拿着這本書走到至高無上的審判者面前，果敢地大聲說：『請看！這就是我所做過的，這就是我所想過的，我當時就是那樣的人……請你把那無數的眾生叫到我跟前來！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在您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有誰敢於對您說：我比這個人好，』」

這定下了全書的論辯和對抗的基調。在這對抗的基調後面，顯然有着一種激烈的衝突，即盧梭與社會的衝突，這種衝突決不是產生於偶然的事件和糾葛，而是有着深刻的社會階級根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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