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教我課程並擔任校報顧問是在20世紀60年代，那時她已經將近60歲了。她的形象並不「酷」，但是我們在教室裡圍繞著她，就好像是在麥芽店裡圍著「狼人傑克」。我們也說不出是為什麼，但就是願意聽她高談闊論地演說，願意接受她的訓練，願意聽她的教誨。她給人的感覺是那麼清澈，充滿原則。我筆直地坐著，頭腦裡想的全是她。我們的孩子將逐漸地與中國的、印度的和其他的亞洲孩子們開始近距離地競爭。對於像哈蒂那樣塑造孩子人格的方法，亞洲孩子們的父母比美國父母們理解的更為透徹。我並不是建議開展軍事化教育，但是我建議應該用更多方法把我們的年輕一代拉出安樂窩，去做他們應該做的事，現在的短痛可以換來長久的收穫。
不幸的是，美國缺乏一個有遠見的領導人，願意號召我們的國家做一些艱苦的工作——放棄某些東西，而不僅僅是攫取；為了未來的國家利益犧牲一些，而不僅僅是為了今天活著。但是或許我們有這樣的領導人是因為我們自己不爭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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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A.薩繆爾森是來自於麻省理工學院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的教科書在近50年裡影響了一代代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他少有地接受了德國明鏡週刊題為《全球化：新世界》（2005年12月）的採訪。當被問及如何看待美國經濟的未來時，薩繆爾森回答說：「我們處在領先的位置，但是其他人和我們的差距漸漸縮小。美國作為領先國家的地位變得越來越脆弱，因為我們已成為一個低儲蓄的社會。我們是一個只關注自我和眼前的社會，不考慮他人和明天。我認為問題出自選民而非領導人……過去的聰明孩子都在玩有挑戰性的拼字遊戲，今天的孩子在看電視，有太多分心的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只關注自我和眼前的另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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