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興亡史 P 302
羅馬帝國興亡史
作者：吉本
第302，共319。
我已經描述了他進城和加冕時的安靜的秩序：但這種安靜秩序一般總被把他們的統治者視為入侵者的羅馬人的叫囂和叛亂活動所打亂：他總是匆匆離去，而且大都感到羞愧難當；並且，由於統治時間的短暫，他的權威常受到嘲弄，他的名字也被忘懷了。
日耳曼和意大利的獨立運動的發展破壞了皇權的基礎，而教皇的勝利卻拯救了羅馬。
對於它的兩個統治者，皇帝是靠他征服的權力進行岌岌可危的統治的；而教皇的權威卻建立在雖較軟弱卻更牢固的意見和習慣的基礎之上。清除掉了一種外國影響，使牧人又重新回到了羊群身邊，並更受到他們的愛戴。一改專斷的、靠金錢收買的日耳曼教廷的提名辦法，上帝的代理人由一個几乎全是本城人或本城居民的紅衣主教團自由選舉。行政官員和人民的鼓掌通過是對這一人選的確認；而在瑞典和不列顛為人所服從的基督教會的權力，歸根結底是從羅馬人的選票制度中產生出來的。
同樣的選舉制度為首都選出一位君主和一位教皇。人們普遍都相信，君士坦丁把羅馬的世俗統治權交給了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最不敬神的懷疑主義者卻曾十分高興地辯論過，皇帝是否應有此權力，和這一賜與是否有效的問題。事實的真相，他的這一賜與的真實情況，卻是深深埋藏在共四個世紀的無知與傳統之中；它那傳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產生的真實的、永久性的結果之中了。
DomiBnus或主的名字鑄在主教的銅幣上；他們的頭銜已得到表示效忠的歡呼和誓言的承認，並且，在日耳曼愷撒的由衷或不由衷的贊同下，他們早已對這座城市和聖彼得教堂的遺產行使着最高或從屬的司法權。
那滿足了大家的偏見的教皇的統治和羅馬的自由思想也並非全不相容的；稍作更深入的研究便會揭示出他們的權力實有一個更高的來源——被他們從希臘暴君的邪說和壓迫下解救出來的一個民族的感激之情。在一個迷信的時代，皇權和僧侶勢力的結合看來似乎必會產生相互加強的作用，而掌握天堂大門的鑰匙便將會是贏得世俗人的服從的最可靠的保證。一個職位的神聖性確有可能因其人的過錯而大為減色，但是，那10世紀的種種醜聞卻被格雷戈裡七世和他的繼承人們的嚴厲的，也更危險的美德所抹掉；而在他們為了教會的權力進行的雄心勃勃的爭奪中，他們所經受的苦難和他們的成功必然都同樣會增強人民的崇敬。他們有時會淪為迫害的犧牲品在窮困和流放中流浪；而那種使他們甘願殉教的使徒的狂熱情緒，又必能在每一個天主教徒的心中激起好感和同情。有時，他們從梵蒂岡發出雷霆般的呼叫，便可以選定、審判和罷黜世界各地的國王；最驕傲的羅馬人也不可能因為服從于一位查理大帝的繼承人、吻過他的腳、為他執過鐙的教士而感到丟人的。
就連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應在平靜和榮譽中保護過教皇的住所，正是從那裡，一個虛榮而懶散的民族獲得了其生活資源和財富的絶大部分。教皇的每年固定的收入也可能會受到一些損害：教會的許多在意大利境內和在各省中的世襲財產都曾被各種不敬神的人所侵佔；這一損失也不可能通過聲稱，而非實際，擁有丕平和他的後代所留下的數量更大的捐贈，而得到補償。但是，梵蒂岡和太陽神廟卻是依靠川流不息並日益增多的朝聖者和求神者供養的：基督教世界的範圍已擴大了，教皇和紅衣主教全為來自宗教的和世俗方面的評判而疲于奔命。一套新的訴訟程序在拉丁教會中建立了上訴的權利和法規；北部和西部的主教和大寺院住持都被請去或召去在聖徒們的門前懇請、申訴、控告或評判。有人曾記錄下一件難以想象的奇事，兩匹分屬於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的馬匹，越過阿爾卑斯山跑去又跑回，卻仍然馱有滿載的金銀；而人們很快就瞭解到，無論是朝聖者還是訴訟的事主，他們所以能勝訴主要取決於他們所獻財物的價值，而並非全靠他們有理。這些異邦人的財富和虔誠常被有意加以炫耀，他們所花費的錢財，不管是宗教還是非宗教方面的，都作為給羅馬人的報酬在各種渠道中流通。
如此強大的動力應該可以使羅馬人民自願而虔誠地堅決服從他們的宗教的和世俗的父親了。
但是偏見和利害的作用往往被難以控制的感情衝動所擾亂。那砍倒樹木摘果子的印第安人和搶劫商隊的阿拉伯人全都是出於同一種野性的動機，這種動機使他們為了眼前利益看不見將來，為滿足一時之貪慾而放棄掉保證長時間可以享有的最重要的福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聖彼得的聖殿受到了羅馬人的蹂躪，他們殺傷朝聖者並搶劫他們的供品，卻沒有想一想，他們的這種不友好的野蠻行為截斷了多少同樣會帶來許多財富的朝聖者的來路。甚至迷信的影響也是忽高忽低，不完全可靠的；那些理性受到壓抑的奴隷也常會靠自己的貪慾或驕傲而獲得解放。一種對教士們所講神話或神諭的虔誠的輕信，對野蠻人的思想起着極大的作用；然而，他們的頭腦卻最難於尊重想像而放棄感官享受，難於為一個遙遠的動機，為一個看不見的、也許是理想的目標，而犧牲掉現實世界中的貪慾和私利。
一個人處于年輕氣盛之時，他的行動總會和他的信念相矛盾，一直到年齡或疾病或災禍的壓力喚醒他的恐懼感，迫使他自願償還虔誠敬神和悔恨的雙重債務。
我已經說過，現時期對宗教的冷淡態度對教士的平靜與安全是最為有利的。
在過去的迷信統治時期，他們在許多方面寄希望於人類的無知，而對於人類的暴行又充滿了恐懼。那不斷伸長，必然已使他們成為地球唯一擁有者的財富，實際是交替由悔罪的父親贈與而又被殘暴的兒子搶去：他們的人身受到崇拜或遭到欺凌；那出自同樣的信徒之手的同樣的偶像，或被供在聖壇上，或被踩在腳下。
在歐洲的封建制度下，武力便代表着顯赫的頭銜和號召大家服從的標尺；在武力的騷亂中，法律和理智的冷靜呼聲很少有人注意或理睬。騷亂的羅馬人鄙視他們的主教對他們的管制，並嘲笑他的無能；而他所受教育和他的性格又都不容他體面或有效地行使合法的權力。
他被選出的動力和他生活上的虛弱，都清楚地顯現在他們的眼前；而經常和他十分接近又必然使他的名字和他的教令在野蠻人世界中所產生的崇敬大為減弱了。
這種差異並沒有逃過我們的歷史哲學家的注意：“儘管羅馬教廷的聲名和權威在對它一無所知、對它的性格和行為全無瞭解的歐洲偏僻地區，是那麼令人恐懼，而教皇在本地區卻几乎無人尊敬，以致他的宿敵包圍着羅馬的城門，甚至還控制着該城的他的政府；那些從歐洲最邊遠地區派來向當代最大的權勢人物表示最恭順的、甚至是奴顏婢膝的服從的使節們，卻發現身不由己，很難於走近他，俯伏在他的腳前。
”
自從原始教會時期以來，教皇就不得不甘心忍受別人的反對、侮辱和暴力。
12世紀中葉，佈雷西亞的阿諾德發動了一次復興共和國的運動。阿諾德被阿德里安四世（英格蘭教皇）和弗裡德里希·巴巴羅薩皇帝驅逐出羅馬，隨即被活活燒死。
但是一種包括設有元老院的共和國形式的政府卻從此建立起來了。
羅馬教皇的選舉方法野心是在基督教的葡萄園裡早就存在、生長迅速的雜草。
日耳曼和意大利的獨立運動的發展破壞了皇權的基礎，而教皇的勝利卻拯救了羅馬。
對於它的兩個統治者，皇帝是靠他征服的權力進行岌岌可危的統治的；而教皇的權威卻建立在雖較軟弱卻更牢固的意見和習慣的基礎之上。清除掉了一種外國影響，使牧人又重新回到了羊群身邊，並更受到他們的愛戴。一改專斷的、靠金錢收買的日耳曼教廷的提名辦法，上帝的代理人由一個几乎全是本城人或本城居民的紅衣主教團自由選舉。行政官員和人民的鼓掌通過是對這一人選的確認；而在瑞典和不列顛為人所服從的基督教會的權力，歸根結底是從羅馬人的選票制度中產生出來的。
同樣的選舉制度為首都選出一位君主和一位教皇。人們普遍都相信，君士坦丁把羅馬的世俗統治權交給了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最不敬神的懷疑主義者卻曾十分高興地辯論過，皇帝是否應有此權力，和這一賜與是否有效的問題。事實的真相，他的這一賜與的真實情況，卻是深深埋藏在共四個世紀的無知與傳統之中；它那傳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產生的真實的、永久性的結果之中了。
那滿足了大家的偏見的教皇的統治和羅馬的自由思想也並非全不相容的；稍作更深入的研究便會揭示出他們的權力實有一個更高的來源——被他們從希臘暴君的邪說和壓迫下解救出來的一個民族的感激之情。在一個迷信的時代，皇權和僧侶勢力的結合看來似乎必會產生相互加強的作用，而掌握天堂大門的鑰匙便將會是贏得世俗人的服從的最可靠的保證。一個職位的神聖性確有可能因其人的過錯而大為減色，但是，那10世紀的種種醜聞卻被格雷戈裡七世和他的繼承人們的嚴厲的，也更危險的美德所抹掉；而在他們為了教會的權力進行的雄心勃勃的爭奪中，他們所經受的苦難和他們的成功必然都同樣會增強人民的崇敬。他們有時會淪為迫害的犧牲品在窮困和流放中流浪；而那種使他們甘願殉教的使徒的狂熱情緒，又必能在每一個天主教徒的心中激起好感和同情。有時，他們從梵蒂岡發出雷霆般的呼叫，便可以選定、審判和罷黜世界各地的國王；最驕傲的羅馬人也不可能因為服從于一位查理大帝的繼承人、吻過他的腳、為他執過鐙的教士而感到丟人的。
就連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應在平靜和榮譽中保護過教皇的住所，正是從那裡，一個虛榮而懶散的民族獲得了其生活資源和財富的絶大部分。教皇的每年固定的收入也可能會受到一些損害：教會的許多在意大利境內和在各省中的世襲財產都曾被各種不敬神的人所侵佔；這一損失也不可能通過聲稱，而非實際，擁有丕平和他的後代所留下的數量更大的捐贈，而得到補償。但是，梵蒂岡和太陽神廟卻是依靠川流不息並日益增多的朝聖者和求神者供養的：基督教世界的範圍已擴大了，教皇和紅衣主教全為來自宗教的和世俗方面的評判而疲于奔命。一套新的訴訟程序在拉丁教會中建立了上訴的權利和法規；北部和西部的主教和大寺院住持都被請去或召去在聖徒們的門前懇請、申訴、控告或評判。有人曾記錄下一件難以想象的奇事，兩匹分屬於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的馬匹，越過阿爾卑斯山跑去又跑回，卻仍然馱有滿載的金銀；而人們很快就瞭解到，無論是朝聖者還是訴訟的事主，他們所以能勝訴主要取決於他們所獻財物的價值，而並非全靠他們有理。這些異邦人的財富和虔誠常被有意加以炫耀，他們所花費的錢財，不管是宗教還是非宗教方面的，都作為給羅馬人的報酬在各種渠道中流通。
如此強大的動力應該可以使羅馬人民自願而虔誠地堅決服從他們的宗教的和世俗的父親了。
一個人處于年輕氣盛之時，他的行動總會和他的信念相矛盾，一直到年齡或疾病或災禍的壓力喚醒他的恐懼感，迫使他自願償還虔誠敬神和悔恨的雙重債務。
我已經說過，現時期對宗教的冷淡態度對教士的平靜與安全是最為有利的。
在過去的迷信統治時期，他們在許多方面寄希望於人類的無知，而對於人類的暴行又充滿了恐懼。那不斷伸長，必然已使他們成為地球唯一擁有者的財富，實際是交替由悔罪的父親贈與而又被殘暴的兒子搶去：他們的人身受到崇拜或遭到欺凌；那出自同樣的信徒之手的同樣的偶像，或被供在聖壇上，或被踩在腳下。
在歐洲的封建制度下，武力便代表着顯赫的頭銜和號召大家服從的標尺；在武力的騷亂中，法律和理智的冷靜呼聲很少有人注意或理睬。騷亂的羅馬人鄙視他們的主教對他們的管制，並嘲笑他的無能；而他所受教育和他的性格又都不容他體面或有效地行使合法的權力。
他被選出的動力和他生活上的虛弱，都清楚地顯現在他們的眼前；而經常和他十分接近又必然使他的名字和他的教令在野蠻人世界中所產生的崇敬大為減弱了。
這種差異並沒有逃過我們的歷史哲學家的注意：“儘管羅馬教廷的聲名和權威在對它一無所知、對它的性格和行為全無瞭解的歐洲偏僻地區，是那麼令人恐懼，而教皇在本地區卻几乎無人尊敬，以致他的宿敵包圍着羅馬的城門，甚至還控制着該城的他的政府；那些從歐洲最邊遠地區派來向當代最大的權勢人物表示最恭順的、甚至是奴顏婢膝的服從的使節們，卻發現身不由己，很難於走近他，俯伏在他的腳前。
”
自從原始教會時期以來，教皇就不得不甘心忍受別人的反對、侮辱和暴力。
12世紀中葉，佈雷西亞的阿諾德發動了一次復興共和國的運動。阿諾德被阿德里安四世（英格蘭教皇）和弗裡德里希·巴巴羅薩皇帝驅逐出羅馬，隨即被活活燒死。
但是一種包括設有元老院的共和國形式的政府卻從此建立起來了。
羅馬教皇的選舉方法野心是在基督教的葡萄園裡早就存在、生長迅速的雜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