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英國，就是采用前一方法。英國各地區的土地稅，是根據一個一定不變的標准評定的。這種固定的稅，在設立之初，雖說平等，但因各地方耕作上勤惰不齊的緣故，久而久之，必然會流於不平等。英格蘭由威廉及瑪利第四年法令規定的各州區各教區的土地稅，甚至在設定之初，就是極不公平的。因此，這種賦稅，就違反上述四原則的第一原則了，所幸它對於其他三原則，卻完全符合。它是十分明確的。征稅與納稅為同一時期，它的完納時期與納租的時期相同，所以對納稅者是很便利的。雖然在一切場合，地主都是真正納稅者。但稅款通常是由佃農墊付的，不過地主在收取地租時，必把它扣還佃農。此外，與其他收入相等的稅收比較，這種稅征收時使用的官吏是很少很少的。各地區的稅額，既不隨地租增加而增加，所以地主由改良土地生出的利潤，君主並不分享。固然，這些改良有時會成為同一地區的其他地主的破產的原因，但這有時會加重某特定地產租稅負擔的程度，極其有限，不足阻礙土地的改良及其正常的生產。減少土地產量的傾向既沒有了，抬高生產物價格的傾向自亦沒有，從而對於人民的勤勞，是決不會有何等妨害的。他主除了要納賦稅，不會有其他不便，但納稅乃是一種無可避免的不便。
　英國地主，無疑是由這土地稅不變的恒久性，得到了利益的，但這利益的發生，和賦稅本身性質無關，而主要是由於若幹外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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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目評定土地說以來，各地繁榮大增，一切土地地租，無不繼續增加，而鮮有跌落，因此，按現時地租計算應付的稅額，和按舊時評定實付的稅額之間，就生出了一個差額，所有的地主，幾乎都按這差額而得了利益。假使情形與此相反，地租因耕作衰退而逐漸低落，那一切地主就幾乎都得不到這差額了。按英國革命以後的情勢，土地稅的恒久性，有利於地主而不利於君主；設若情勢與此相反，說不定就有利於君主，而不利於地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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