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性格與君主性格兩不相容的程度，可以說是無以複加了。假若東印度公司的商人精神，使它成了極壞的君主，那它的君主精神，似乎也使它成了極壞的商人。當該公司專以商人資格經商時，它是成功的，而且能在贏得的利潤中，支給各股東相當的紅利。但自它成為當地的統治者以來，雖據說有三百萬鎊以上的收入，卻仍因要避免當前破產計，不得不請求政府臨時的援助。在先前的地位，該公司在印度的人員，都視自己為商人的夥計；在現在的地位，他們卻視自己為君主的欽差。
　一國公家收入的若幹部分，往往是得自貨幣的利息和資本的利潤。假若國家積蓄有一筆財寶，它可把這財寶的一部分，貸借於外國或本國的臣民。
　伯爾尼聯邦以一部分財寶借給外國，即把它投資於歐洲各債務國（主要是英國、法國）的公債，獲得了很大的收入。這收入的安全性，第一要看那種公債的安全性如何，管理此公債的政府的信用如何；其次要看與債務國繼續保持和平的可能性的大小。在戰爭勃發的場合，債務國方面最初采取的敵對行為，恐怕就是沒收債權國的公債。以貨幣貸借於外國，據我所知，那是伯爾尼聯邦特有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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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堡市設立有一種公家當鋪，人民以質物交與當鋪，當鋪即貸款於人民，取利息百分之六。由這當鋪，或即所謂放債者提供國家的收入，計有十五萬克朗，以每克朗四先令六便士計，約合英幣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鎊。
　賓夕法尼亞政府，是不曾蓄積何等財寶的，但它發明了一種對於人民的貸款方法，不交貨幣，只交與貨幣相等的信用征券。此證券規定十五年償還，在償還以前，得如銀行鈔票一樣，在市面流通授受；而且由議會法律宣布為本州一切人民間的法幣。人民借此證券，須以兩倍價值的土地作為擔保，並須付若幹利息。賓夕法尼亞政府是節儉而有秩序的，它每年的經常費用，不過四千五百鎊；它由這種貸款方法籌到的相當收入，對支付這筆費用大有幫助。不過，實行這種方策的功效如何，須視下面的三種情形而定：第一，對於金銀貨幣以外的其他交易媒介有多少需要，換言之，對於必須以金錢向外國購買的消費品，有多少需要，第二，利用這方策的政府，信用如何；第三，信用證券全部價值，決不可超過在沒有這證券的情況下流通界所需金銀幣的全部價值，所以這種方策是否使用得適如其度，亦與其成功大有關系。在美洲其他幾處殖民地，亦曾幾度施行過這同一方策，但由於濫用無度，結局多半是利少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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