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國教，其教士都組織有一個大的法人團體。他們協力共作，以一種計劃，一貫精神，追求他們的利益，有如在一個人指導下一樣，而實際上也常常是在一個人指導之下。作為法人團體，他們的利益，與君主的利益從來不相同，有時正直接相反。他們的大利益，在於維持他們對於人民的權威。這權威，基於兩種設想：第一，設想他們所諄諄教渝的全部教義，乃是確實而又重要的；第二，設想要由永遠的悲慘解脫，則有以絕對信仰，采用這全般教義的必要。假使君主不自識相，敢對他們教義中甚至最細微的部分，表示嘲笑或懷疑，或是對其他嘲笑懷疑教義者，居然以人道精神，曲加保護，則這些同君主沒有何等從屬關系的教土，就認為有失體面，而宣布君主讀神，同時並使用一切宗教上的恐怖手段，使人民的忠順，從他移向另一個比較馴服的君主。假使君主對於他們的任何要求或侵穿行為表示反對，危險也同樣的大。一個君主如敢於象這樣反對教會，他的反逆之罪是坐定了，此外，無論他如何嚴肅聲明他的信仰，以及他對於一切教會認為君主應當格遵的教義的謙抑服從，大概還不免要加以異端偽道的罪名。宗教的權威勝過其他一切權威。宗教所提示的恐怖，可以克服其他一切恐怖。所以，國教教會的教師，如要宣傳顛覆君權的教義，那君主就只有憑借暴力，即憑借常備軍的武力，才能維持其權威。有時就連這常備軍，也不能予以永久的保障，因為兵土如果不是外國人――外國人充當兵土的很少――而是從本國人民間募集來的――大概常是如此――，那末，這些兵土，不久也恐怕會為那種教義所腐化。我們知道，在東羅馬帝國存續的期間，希臘教士，不知曾在君士坦丁惹起了多少次革命；往後幾百年間，羅馬教士也曾在歐洲各地惹起了許多次動亂，這些事實充分證明了，一國君主如沒有控制國教或統治宗教教師的適當手段，他的地位，就該是如何危險，如何不安定。
　宗教信條，以及一切其他有關心靈的事件，很明顯地都非塵世君主所得管轄；君主縱使有資格好好保護人民，卻很少被人相信有資格好好教導人民。所以關於上述教條及有關心靈的事件，他的權威，往往低不過國教教會教士們結合起來的權威。可是，社會的治安和君主自己的安全，常依存於教士們關於這些事件認為應當宣傳的教義。君主既不能以適當的壓力和權威，直接反抗教士們的決定，所以君主必須有影響他們決定的能力。影響的方法，惟有使教士階級大多數人有所恐懼而又有所希求。派職或其他處罰，是他們所恐懼的；升遷祿位，是他們所希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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