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也是按照同樣的生活規律生活着，他們同樣具有人的思想感情，「這些人善於思考，富有感情，儘管他們被一層令人厭惡的外殼包裹着」。囚犯也是人，因而應該受到人的待遇，——這是貫穿全書的一個主導思想。另一方面，作者對於那些草菅人命的各級官吏和劊子手則充滿強烈的憤怒。《死屋手記》中這種人道主義立場曾受到民主主義評論家皮薩列夫的高度讚揚。
皮薩列夫在一篇專門評述這部作品的論文《已經死亡和正在死亡的》中寫道：「大概未必用得着向那些有頭腦的讀者證明，一個被剝奪了一切公民權的罪犯，仍然具有人的思想感情。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並非所有的讀者都是有頭腦的，因而，在我們這個時代，談論囚犯的人類尊嚴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危險的。」這裡順便提一下，就因為這篇文章，皮薩列夫几乎受到沙皇政府的審訊。《死屋手記》最初在雜誌上發表時，也曾受到書報檢查機關的種種刁難和阻撓。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書中還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社會問題，如平民對貴族和官僚的態度、金錢的作用、勞動的作用等等。一般囚犯對貴族出身的難友的敵視態度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大為吃驚，這在《死屋手記》中有大量的描寫，並從社會學的角度作瞭解釋。在這方面，《請願》一章寫得特別深刻。儘管貴族出身的講故事者戈梁奇科夫完全理解囚犯們對貴族的仇視心理，並竭力為這些囚犯辯護，但他們並沒有把他看作是「自己的朋友」。
普通勞動人民和貴族地主階級之間「似乎永遠隔着一道不可踰越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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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屋手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卓越的藝術才能塑造了一些普通人民的光輝形象。作者往往用很短的篇幅，淡淡幾筆就把他們勾畫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例如他筆下的彼得羅夫、巴克盧申、庫利科夫等都具有鮮明的個性，他們渴望生活，嚮往自由，和那些所謂有教養的人的悲觀、仿徨、怨天尤人的精神狀態迥然不同。他們大都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受盡了欺壓和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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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苦的生活環境迫使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但他們在內心裡都認為自己是無罪的，他們從未受到過良心的譴責，也從未感到過懊悔，他們對自己作為一個人的神聖權利充滿堅定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堅信，如果處在另外一種環境下，這些囚徒的天性和優良品質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發展。作家在本書最後一章中曾感慨系之地寫道：「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們也許是我國人民中最有才華、最強有力的人。然而，他們那強大的力量卻白白地被毀滅掉了，被瘋狂地、非法地、無可輓回地毀滅掉了。
這是誰的過錯呢？這究竟是誰之罪？」
然而，必須指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正面人物來描寫的並不是這些叛逆者，而是文靜溫順的少年阿列伊、心地善良的寡婦娜斯塔霞·伊萬諾夫娜以及那個從斯塔洛杜布舊教徒村來的殉教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記》中初步提出了一種道德規範，並錯誤地把它當作俄國人民的最高理想。天性的純潔與高尚，對宗教的篤信，真誠的人類之愛——這就是他賦予他所喜愛的人物的主要持點。作家在後期作品中塑造的梅什金(《白痴》)，阿遼沙(《卡拉馬佐夫兄弟》)等形象，更進一步發展了這些特點。
列夫·托爾斯泰特別重視《死屋手記》的這一方面，並從中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本人的信念十分接近。托爾斯泰在一八八0年九月二十六日致友人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寫道：「我近日身體不適，一直在讀《死屋》。反覆讀了多遍，不忍釋手，我認為在包括普希金在內的整個新文學中，再也沒有比這本書更好的書了。書中的觀點(我不是指它的基調)令人驚嘆：真摯而樸實，符合基督教精神。
這是一本富有教益的書。我昨天反覆欣賞了一整天，我很久沒有得到過這樣的藝術享受了。如若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請轉告他：我喜愛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於宗教信仰的空洞說教，他所宣揚的逆來順受、超階級的人類之愛等不健康思想，早已被革命人民所摒棄，但他那些以強大的藝術力量描寫現實生活、反映群眾的深重苦難和對統治者的憤怒抗議的偉大作品，卻永遠活在人民心中。無怪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俄國進步青年，一方面譴責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宣揚的消極思想，另一方面卻在大庭廣眾之中公開朗誦《死屋手記》，並對它的作者報以熱烈歡呼。 王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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