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國富論第國富論

國稅既以貨幣征收，土地的評價，自以貨幣表現。 自作了此評價以來，銀價十分固定；在重量上和品質上，鑄幣的法定標准都沒有變更。 假若銀價顯著騰貴，象在美礦發現之前兩世紀那樣，則此評價的恒久性，將使地主大吃其虧。 假如銀價顯著跌落，象在美礦發現之後一世紀那樣，則君主的收入，會因此評價的恒久性而大大減少。 此外，如貨幣法定標准變動，同一銀量，或被抑低為較小的名義價格，或被提高為較大的名義價格，例如，銀一盎斯，原可鑄五先令二便士，現在不照這辦法，而用以鑄二先令七便士或十先令四便士，那末，在後一場合吃虧的是收稅的君主，在前一場合，吃虧的是納稅的地主。 
　因此，在與當時實際情況多少相異的情形下，這種評價的恒久性，就不免要使納稅者或國家感到極大的不便。 然而，只要經過長久時間，那種情況就必有發生的一天。 各帝國雖與一切其他人為的事物相同，其命運有時而盡，但它們卻總圖謀永遠存在。 所以帝國的任何制度，被認為應與帝國本身同樣永久的，都不但求其便利於某些情形，而且當求其便利於一切情形。 換言之，制度不應求其適合於過渡的、一時的或偶然的情況，而應求其適合於那些必然的而因此是不變的情況。 
　征收土地稅，隨地租的變動為轉移，或依耕作狀況的進步退步為高下。 這曾被法國自命為經濟學派的那一派學者，推為最公平的稅。 他們主張：一切賦稅，最終總是落在土地地租土。 因此，應該平等地課於最後支付賦稅的源泉。 一切賦稅應該盡可能平等地落在支付它們的最後源泉，這無疑是對的。 但是，他們這種極微妙的學說，無非立足於形而上學的議論上，我不欲多所置辯。 我們只要看以下的評述，就可十分明了：何種賦稅，最終出自地租，何種賦稅，最終出自其他資源。 
　在威尼斯境內，一切以租約貸與農家的可耕土地，概征等於地租十分之一的稅。 租約要在公家登記冊上登記，這登記冊由各地區的稅吏保管。 設若土地所有者自耕其地，其地租即由官吏公平估定，然後減去稅額五分之一。 因此，土地所有者對這種土地所納的賦稅，就不是估定的地租的百分之十，而是百分之八了。 
　與英國的土地稅比較，這種土地稅，確是公平得多。 但它沒有那樣確定。 它在估定稅額上，常常可能使地主感到大得多的煩惱，在征收上可能要耗費大得多的費用。 
　設計這樣一種管理制度，既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上述不確定性，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上述費用，也許不是做不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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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