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近代史第中國近代史

在正式會談中，總理李鵬明白告訴克里斯托佛，中國永遠不會屈服于美國的壓力，也永遠不會接受美國的人權觀念。 李警告說，如果柯林頓取消最惠國待遇，美國在華的商業利益將會受損。 外交部長錢其琛也指責沙塔克會見「假釋犯人」違反了中國的法律。 他駁斥了美國關於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達227億美元的說法。 
他指出，對美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涉及到香港、台灣和新加坡在中國的投資企業，也包括中美合資企業。 如果華府取消最惠國待遇，中國可以重新向亞洲市場出口，損失不會超過10%，這樣做將不會對中國9%的年增長率造成多大影響。 由於主要是自給自足，沒有最惠國待遇對中國來說也可以過得過去，就像1972年尼克森訪華前那樣。 
美國的企業界站在中國政府一邊。 在北京的二百名美國企業界領袖，責怪克里斯托佛有關貿易與人權掛鉤的「誤導」政策，令美國企業在與日本和歐洲各國企業競爭時處于劣勢。 美國電報電話公司執行經理瓦利克(William Warrick)警告說，取消最惠國待遇有可能將美國的企業逐出巨大的中國市場。 克里斯托佛耐心地為自己辯解，說美國並不想要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而只是要堅持對世界人權宣言的承諾。 
然而實際上，人權問題涉及到的正是中國政治體制的核心。 
6.4中國的策略中國的敵對態度令美國人迷惑不解，但從中國自己的政治看卻是順理成章。 在一段時期，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當時他已經89歲)，北京的政治人物爭相表明對共產主義體系的忠誠，對美國的強硬立場則成為今後爭奪繼承權鬥爭中的資本。 這一政治氣候注定了克里斯托佛訪問的結果，更要命的是他的到訪時刻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在召開。 
任何對中國人權立場的分析，都先要對共產主義體制的本質有所瞭解。 列寧主義的獨裁建立在秘密警察、軍隊和「黨領導一切」的高壓手段之上。 思想控制和勞動改造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人權在這裡完全沒有位置。 即便在今天較為開放的中國，政府依舊把政治異見和民主啟蒙看成是反革命威脅。 
政治多元化和權力共享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詞彙。 知識分子的不安分被看成是政治動亂和社會動盪的前奏
它會攪亂經濟增長，使現存秩序難以為繼。 不管是真的還是出於想象，如果共產主義體制在中國已危若累卵，最惠國待遇問題便成為次要的了。 
在中國當局看來，沙塔克跑去見魏京生，無疑是與罪犯串通，是給反政府運動打氣，提高了魏京生的國際聲望，為異見人士壯膽。 從魏京生傳達給朋友們的資訊裡看到，他們認為克里斯托佛訪問期間，可能會有「重大事情」發生。 政府本能地擔心魏在想辦法見這位官員，而異見人士們會利用這個機會來發動一次大示威。 官方的第一個反擊是拘捕主要異見人士，或者把他們遷移到北京之外，禁止所有的知識分子與外國使節 會面。 
他們的做法是根據鄧小平慣常使用的命令：在打擊抗議活動上絶不能有半點遲疑，也不能顧及國際上的反應。 
另一樣令政府寢食難安不敢稍有懈怠的，是一浪高於一浪的社會和經濟緊張，這方麵包括有人數達一億的「流動」富餘勞動力；高達26%的城市通貨膨脹，使得蔬菜價格上漲54%、糧食上漲40%、肉類上漲30%；以及農民的不滿，他們把糧食賣給政府時，只收到「白條」而拿不到錢。 工人們的不滿和毫無緩解趨勢的下崗，使得中國僅在1993年一年，就爆發了6,000次罷工和200次騷亂。 實際上，政府對組織起來的工人和農民的恐懼不亞於對異見人士。 為了保持「社會穩定」，什麼極端的手段都使得出來。 
在這種擔心和缺乏安全感的背景下，美國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干涉便被看成是製造混亂，是一項更大的搞垮中國陰謀的先擊排炮。 本來，黨以發動「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來對抗外國影響；如今美國自己找上門干涉起中國內政來了，黨對它的報復是把克里斯托佛當成是柯林頓的替身來加以羞辱。 
其次，由於數百家美國企業競相獲取在中國投資的機會，眼睛盯住高達5,75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項目；此外，由於中國每年9%的進口增長率，北京確信美國不會甘冒被逐出這一巨大市場的風險。 它算定最終美國的經濟利益會戰勝人權問題上的考慮，使得柯林頓別無選擇，只有繼續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地位。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最惠國待遇取消對美國的傷害要大於對中國。 
第三，北京知道聯合國需要中國的合作，以便對北朝鮮進行制裁，因為北朝鮮不允許聯合國對其核設施進行視察。 這使北京更加確信，美國會以延長最惠國待遇作為酬謝。 此外，沒有一個歐洲或亞洲國家將貿易與人權掛鉤，美國為什麼非得這樣做？日本首相細川護熙1994年3月訪問北京時說過，西方的人權觀念不應不分場
合地套用到所有國家身上。 
最後，柯林頓陷入了兩難之境，即在人權問題上與中國交鋒的同時，希望與中國改善經濟和軍事關係。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樣重要的矛盾是應該充分利用的。 中國於是採用「分而治之」的戰術，曲意勸誘美國企業，讓他們狀告自己的政府。 中國人還在小心培植與美國財政部、商業部良好關係的同時，對國務院持強硬態度，總是用經濟利益來對抗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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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