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近代史第中國近代史

到1967年，台灣達到了97.15%的高識字率。 能取得這樣令人矚目的成就，也許是因為憲法規定，國家預算的15%、省政府預算的25%和縣政府預算的35%要投入教育。 從1968年秋季學期開始，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到了九年。 1973年，全島總人口中超過四分之一是在讀學生，分佈在2,307所小學、948所中學和99所大學院校中。 
自日本統治結束以來，台灣的教育制度得到了巨大改善，突出的是教育機構數量的增加；1946年，台灣只有1,130所小學、215所中學、一所大學和三所學院。 26到1974年年中，台灣每一千個人中有278名學生，比1950年增加了三倍。 27
與台灣教育制度的發展相輔相成的，是台灣研究機構範圍的擴展和質量的提高。 國立台灣大學是台灣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機構，設有培養研究生的專業；從1960年起，大學與教育部聯合授予博士學位。 在純粹的研究機構中，最富盛名的是坐落在台北城外南港的中央研究院。 那裡秀麗的院址和周圍的田園風光，為嚴肅的學者們提供了天堂般的研究場所。 
研究院設置若干研究所，如數學、歷史語言學、化學、動物學、人類學和近代史等。 近代史研究所是最年輕的研究所之一，成立於1955年，已出版了一些有才華的年輕學者撰寫的優秀專著。 其它一些值得一提的研究機構，有清華大學原子能研究所和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台灣學者把台灣島看作是中國文化遺產的儲藏地。 許多從前收藏在北京和南京的博物院中的藝術珍品現在收藏在台灣。 從北京的故宮博物院運來了231,910件藝術珍品和善本書，從南京的中央博物院運來了11,729件無價珍品。 這批中華藝術瑰寶定期在台北城外莊嚴的故宮博物院展出。 
以上對台灣主要發展情況的粗略評述，表明了這樣的事實：在大陸遭受慘敗的國民政府，在台灣卻成功地將這座島嶼建設成了一個「模範」省份和亞洲的出色地區。 台灣人民在物質上享受着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普遍小康和高生活水平。 然而，儘管有這些外表的繁榮，它終究只是個作為有限的小島。 它不是中國的精神之鄉。 
年紀較大的大陸人感到沒有社會根基，思想孤立，精神空虛。 年輕人則因沒有施展才華的餘地而泄氣。 許多人的最大願望是移居他處尋求新的生活。 雖然大陸人仍然渴望回到大陸，但想法實際的人知道，這只是一個夢想，在他們有生之年很難實現。 
「回大陸去」的口號已經沉寂了，相反，人們更看重把台灣說成是一個具有永久價值的「寶島」。 台灣不再是一個最終回歸大陸之前的中轉站，而是成了一個可以逃脫共產黨統治的棲身之地。 物質上的繁榮與精神上的焦慮共生共存，這驗證了一條出自《聖經》的真理：人不能僅僅靠麵包生活。 他需要有希望才過得有意義的生活。 
1975年4月5日蔣的去世，對國民黨的事業構成了一個沉重的心理打擊。 長期以來，蔣一直是亞洲反共運動的象徵，他是二戰時期同盟國主要領導人中活得最長的一位。 台灣人懷着深深的失落感哀悼他的逝世，但這對權力結構或政府的政策都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因為政府從1972年開始就為這一時刻做好了準備。 根據憲法程序，副總統嚴家淦于4月6日宣誓就任新總統，他只是一個名義上的首腦，而行政院長蔣經國掌握著政府實權。 
蔣作於1975年3月29日的遺囑中，要求他的人民不要因他的去世而沮喪，而應獻身于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復興文化遺產，堅持民主制度。 他的遺囑在風格上顯得與孫中山先生作於1925年的遺囑非常相似。 福特(Ford)總統讚揚蔣是「一個正直、勇敢並具有堅定政治信念的人」。 在許多西方人看來，蔣的死亡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時代的終結，但對於他在台灣的追隨者來說，實現他遺囑的任務才剛剛開始。 
第三十二章 粉碎四人幫
1976年對中國來說是個凶年。 中華大地的每個角落，都沉浸在失去三位偉大領袖的悲傷之中：周恩來總理、朱德元帥及毛澤東主席分別在1、7及9月先後逝世。 一系列自然災害更加重了人們的悲痛之情：7月，一場大地震摧毀了北京東南105英里處的工業城市唐山；在隨後兩個月裡，黃河發生了七次洪水氾濫。 伴隨着這些災難和政治不穩定的是，由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及其同夥(即後來被稱為「四人幫」的一夥人)挑起的接班危機。 
這個動盪不安的年份，真可謂充滿了中國人所說的「天災人禍」。 這是一個悲哀的時刻，但正如黎明前的黑暗一樣，它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刻。 一種新秩序正努力從混亂中脫胎而出，這個新秩序將帶給人民更加安定、進步和更美好生活的期待。 1.國家領導人的逝世
1.1周恩來(1898-1976年)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的去世是一個無可輓回的損失。 他是黨和政府的擎天柱，一直在無數的政治風暴中發揮着緩衝作用。 周恩來把中國從文化大革命高潮時期的徹底混亂中拯救了出來，並協助阻止了四人幫攫取國家的最高權力。 
周恩來在清朝末年出生於紹興的一個鄉紳家庭。 他就讀於南開中學，之後前往日本深造。 1920年，前往法國勤工儉學，在歐洲待了四年。 在那裡，他與同學鄧小平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後來的中國共產黨。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以後，周恩來成為毛澤東的忠實支持者。 自1949年起一直到去世，周恩來擔任政府總理，服從毛澤東變幻無常的領導，默默地掌握政府的運作，不動聲色地緩和毛澤東的某些過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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