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近代史第中國近代史

另一位重要的左翼作家是茅盾(1896-1981年)。 44他是《短篇小說》的主編，創作了好幾部長篇小說，包括《幻滅》、《動搖》和《追求》三部曲。 他的主要作品《子夜》描寫了上海的一個民族工業家徒勞的拚搏，這個工業家面臨着隨共產黨起義而來的經濟衰退和生意失敗，於是投身股市以求輓回損失，但被一個由洋人撐腰的買辦欺騙，蝕了大本而破產。 作者暗示，這個工業家因為沒有能力去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故注定是要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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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茅盾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的話，老舍(1898-1966年)46則相信愛國主義和個人責任。 他曾在倫敦住過五年(1925-1930年)，深受英國作家的影響。 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駱駝祥子》(1937年)，英譯本書名為Rickshaw Boy，內容描寫一個人力車伕不斷的抗爭，夢想通過純粹個人的努力
拚命工作、與老闆之女結婚等等
來改善自己的處境，但卻發覺社會障礙大得難以踰越。 他灰心喪氣，只得認命，開始抽菸喝酒，安於舊的狀況，淪落為一個哭喪人。 
小說的寓意很清楚：在一個病態的社會裡，個人的努力都是徒勞無益的；只有聯合的行動才能改善窮人的生活。 
另一個非左翼作家是巴金(1904年
2005)，47他是一位多產作家，到1937年時已寫了十二部長篇小說和四本短篇小說集。 巴金出生於四川省的一個小康之家，他的創作帶有一種傷感主義色彩，經常取材于愛情與革命、善與惡、英雄與懦夫、勇敢與怯懦等主題。 他的《愛情三部曲》
《霧》、《雨》、《電》
直接地震撼了年輕一代，而他的自傳體三部曲
《家》(1937年)、《春》(重938年)、《秋》(1940年)
則是對一個大家族中年輕成員之困厄磨難的感人描述，贏得了廣泛的喝彩，這些年輕人努力想擺脫他們的長輩，卻遇到了頑固的反對和悲慘的結局。 在這部作品中，他讓讀者理解了這樣的啟示：中國社會中的弊病必須由中國罪惡的制度負責。 
無論他們的政治信念如何，三十年代的作家有兩樣是共同的：他們都懷有強烈的說教喻世意識；作品都反映社會現實。 他們通過諷刺、挖苦和同情來揭露舊社會的頽廢和落後。 也許，在一個正在發生革命性變革而傳統也在不斷與現代性對抗的轉型時期，這些作家不可避免地投身于社會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的作品代表了一種對現存秩序的合理控訴和社會抗議。 
5.9對社會和經濟改革的忽視與在金融、交通、關稅自主、工業發展和教育等領域取得的種種成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民政府非常粗心地忽視了古老的地主所有制問題和農民的困苦，而農民人數占中國總人口的80%以上。 這一失誤，部分是由於北伐以後與「新軍閥」的妥協。 急於迅速取得勝利而統一國家的蔣中正與比較「進步的」軍閥談判，接納他們加入政府。 這些軍閥對民眾的利益和農民的苦難漠不關心，進入國民黨統治層之後淡化了該黨的社會意識。 
此外，相當一部分國民黨的將領和官員本身也與土地利益聯結在一起；因此並不急於開展任何將危及他們地位的急進改革。 中產階級
主要是各種商人、實業家和高利貸者
在這方面也同樣無所用心。 他們生活在條約口岸或作為高利貸者在農村活動，是現存秩序的受益者，不希望發生任何將激起波濤的改變。 國民政府賴以支撐的正是這些人
軍閥、將領、官員、商人和高利貸者。 
因此國民政府不能開展所宣揚的社會和經濟措施也就不足為怪了。 事實上，在許多躊躇滿志的國民黨人中盛行着這樣一種普遍的感覺，農民已經世世代代地受苦受難，因此要他們再等待一段時間並無所謂
讓他們等到政府解決了更為緊迫的內憂外患問題時再說好了。 
可是農民的苦難已經到達了極端危急的地步。 國際聯盟的一份調查表明，華南地區的僱農和半僱農占了農村人口的60-90%，他們除了將年產莊稼的40-60%交作地租外，還要替佃主交納正常的地稅和附加稅
附加稅為正常地稅的35%到350%不等。 48農民被剝削到了極限；只有一場革命能解救他們。 但國民黨所做的僅僅是在1930年通過了一項將地租降低到主作物之37.5%的決定，而即使是這一適度的措施也從未真正兌現。 
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從未實現。 
5.10財政上的不負賣任以下的事實同樣反映了國民政府對土地問題的漠不關心：國民政府將地稅這個舊王朝時代最基本的收入來源委託給了各省行政機關辦理，而依靠關稅和商業稅作為自己的財政基礎。 國民政府以沿海地區為根基，並起用宋子文和孔祥熙等西方培養的金融家來確定經濟方針，從來不接近農民和土地，或許壓根就不關心或理解土地問題的嚴峻。 在1928-1935年間，國民政府42.23%的收入取自關稅，17.13%取自鹽稅，9.16%取自商業稅。 然而，這筆總收入只能支付80%的開銷，這些開銷主要包括軍費(40.3%)和債務(25-37%)。 
49在這些年裡，政府從未達成財政均衡，而是靠赤字開支來維持。 年復一年的預算不平衡導致了濫發紙幣，這在日後的中日戰爭和內戰中將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促使1949年國民政府的經濟崩潰。 
綜合地看，國民政府在頭十年結束的時候，外表顯得比內裡更強大。 表面上，它似乎正在從混亂狀態中鍛造出一個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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