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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義
小說歌曲傳奇演義之流，其敘男女也，男必纖佻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絶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無學識，女子解文墨而闇禮教者，皆以傳奇之才子佳人，為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為詩話者，又即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有小慧而無學識矣，濟以心術之傾邪，斯為小人而無忌憚矣！何所不至哉？
《文史通義》 清·章學誠
卷六 外篇一
○方志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志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為三書者。今忽析而為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檮杌》之類」，是一國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詳見《志科議》，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文獻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為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
或曰：封建罷為郡縣，今之方志，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彞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志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各自為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絶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鑒》，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竹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為一矣。其中辭命，即訓誥之遺也；所徵典實，即貢范之類也。故《周書》訖平王，(《秦誓》乃附侯國之書。)而《春秋》託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尚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既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強也。上古云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羲、和，《周官》保章，僅隷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為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為神物，以前民用。羲、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與治歷明時，同為一朝之創製，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歷授時為政典，而占時卜日為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類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為極矣。然以為賤，而使與冠履併合為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為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游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志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為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誤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為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文史通義》 清·章學誠
卷六 外篇一
○方志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封建罷為郡縣，今之方志，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彞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志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各自為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絶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鑒》，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竹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為一矣。其中辭命，即訓誥之遺也；所徵典實，即貢范之類也。故《周書》訖平王，(《秦誓》乃附侯國之書。)而《春秋》託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尚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既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強也。上古云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羲、和，《周官》保章，僅隷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為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為神物，以前民用。羲、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與治歷明時，同為一朝之創製，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歷授時為政典，而占時卜日為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類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為極矣。然以為賤，而使與冠履併合為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為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游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志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為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誤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為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