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在《社會契約論》裡曾提到科西嘉人，認為他們是一個新興的民族，是歐洲唯一不曾衰敝的民族，可以為之立法圖治；我還說明，人們應該對這樣一個民族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它能幸而找到一個資明的導師的話。我這部作品被幾個科西嘉人讀到了，他們對於我談到他們時的那種讚揚的態度，深有所感。他們當時正致力於締造他們的共和國，這就使他們的領袖們想到來徵求我對於這一重要工作的意見。有位布塔弗哥先生，是出身于該地的望族之一，當時在法國的王家意大利團隊任上尉，曾為這個問題寫信給我，並且給我提供了好幾種檔案，都是我為瞭解該民族歷史和當地情形向他索取的。保利先生也給我寫過好幾次信。雖然我感到這樣一項工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卻仍然相信，將來掌握了為此而需要的一切材料之後，我就不能拒絶貢獻出我的力量來共襄這個偉大的善舉。我對他們兩人的來信都是照這個意思去答覆的，這種通信一直繼續到我離開聖·皮埃爾島的時候為止。

正在這時候，我聽說法國派兵到科西嘉島去了，和熱那亞人簽訂了一個條約。這個條約和這次派兵使我不安起來；當時我並沒有想到我會跟這一切有任何關係，可是我已經覺得，為一個民族的立法建制而工作是需要絶對安靜的，而在這個民族可能就要被征服的時候去致力於這種工作，當然是既不可能而又可笑的了。我對布塔弗哥先生並沒有隱瞞我這種不安的想法，而他卻勸我放心，向我保證說，如果那個條約裡有損害他的民族的自由的規定，象他那樣一個好公民是絶對不會繼續在法國軍隊裡服務的。事實上，他要為科西嘉人立法圖治的那種熱忱，以及他與保利先生保持的那種密切關係，都不容許我對他本人有任何懷疑的餘地。當我聽說，他常到凡爾賽和楓丹白露去，又跟舒瓦瑟爾先生有些聯繫，我就得不出其他的結論來，只有相信他對法蘭西宮廷的真實意圖確有把握，而他只讓我去心領神會，不願在信上公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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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總算使我部分地放心了。然而，我一點也不明白法國這次為什麼派兵，想不出理由來證明法國兵派到那裡是為了保障科西嘉人的自由，因為單是科西嘉人自己的力量就足夠反抗熱那亞人併進行自衛了。所以我還是不能完全安下心來，也不能在掌握確實的證據、知道那一切並不是人家在戲弄我之前，就當真插手去搞那個擬議中的立法工作。我倒極想跟布塔弗哥先生見一次面，這是真正弄清我所需要的情況的辦法，他也使我感到會面是有希望的，所以我懷着非常焦躁的心情等待他。在他那方面，他是否真有前來和我相見的計劃，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有這樣的計劃，我那些災難一定也會阻止我利用他那個計劃的。

我越考慮這項擬議中的工作，越對手裡的材料作深入的研究，就越感覺到，為之立法的那個民族，他們所居住的土地，以及法制應該與之適應的種種關係。都有就近研究的必要。我一天比一天更懂得，要想從遠處獲得指導我的一切必要的知識，那是不可能的。我把這個意見寫信告訴布塔弗哥了，他也有同感。如果說我還沒有真正下決心到科西嘉島去，我卻也很動了一番腦筋在考慮這次旅行的辦法。我把這件事向達斯蒂埃先生談了，他是應該瞭解這個島上的情形的，因為他以前曾作為馬耶布瓦先生的部下在那兒做過事。他極力勸我休作此想，我承認，他把科西嘉人和他們的鄉土給我描寫得那麼可怕，使我原來想到他們中間去生活的念頭冷了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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