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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全集譯注    P 809


作者:司馬遷
頁數:809 / 824
類別:歷史

 

史記全集譯注

作者:司馬遷
第809,共824。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1)!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郁兮柏冬日(2)。延道弛兮離常流(3),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4),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氾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5),北渡污兮浚流難(6)。搴長茭兮沈美玉(7),河伯許兮薪不屬(8)。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頹林竹兮楗石菑(9),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粱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十;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1)皓皓旰(han,汗)旰:皓同「昊」,大;旰亦有大意。所以皓皓旰旰極言水勢汪洋恣肆貌。閭:州閭、里閭。民居所在。殫(d□n,丹):盡。全句可譯為浩大的水勢喲里閭民居盡化為河。(2)沸郁:猶言沸沸揚揚,擁擠喧鬧貌。柏:《集解》引徐廣語說:「柏猶迫也。」漢武帝至瓠子塞決河在元封二年(前109)四、五月間,時已入夏,猶言「迫冬日」,是設想之詞。(3)延:《漢書·溝洫志》作正。延亦通。《索隱》解釋說:「言河之決,由其源道延長弛溢,故使其皆離常流。」(4)《漢書·溝洫志》顏師古引臣瓚說;「水還舊道,則群害消除,神祐滂沛也。」神祐滂沛就是神靈護祐之德滂沱充沛的意思。(5)湯湯(sh□ng,商):水大流急貌。潺(chan,纏)湲(yuan,原):水徐行貌。潺湲之水被激而為大波濤,謂之激潺湲。顏師古註:「湯湯,疾貌也;潺湲,激流也。」亦可。(6)污(y□,淤):通紆。紆曲回轉。《漢書·溝洫志》作回,通。浚(jun,俊):疏浚。《漢書·溝志》作迅。水曲則流急,而云「迅流難」,與義不通。(7)搴長茭:捆成長束的茭草,又稱為草龍、草帚等,為塞河所必須。(8)薪不屬:猶言薪不繼、不足。屬,是連屬的意思。(9)顏師古注說:「(同頹)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為楗」也。石菑謂臿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也。」十靈軹:渠名。《集解》引如淳語說:「《地理志》周至有靈軹渠。」堵水:《集解》引徐廣語說:「一作諸川。」(11)東海:梁玉繩《史記志疑》考為北海之誤。鉅定:《集解》解釋說:「鉅定,澤名」。(12)佗:同「他」。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1),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2);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1)九江:有三說:一認為長江在荊州界內分為九道支流,然後又會為一條大江,如漢儒孔安國等主此說;二認為九江各自別源,是今江西省九江市以 南的九條支流,會合於長江,孔穎達說江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所以這九條支流稱為九江。九江之名載於《禹貢》「九江孔殷」條注文之中,今已不知其所指,故不錄。三是以為九江就是彭蠡澤,即今洞庭湖,宋儒胡旦、朱熹等主此說。(2)中華書局標點本《史紀》以漯洛為一渠,誤,中間宜加頓號分開。漯為漯水,就是前文所說:禹分河為二渠,「北載之高地」之一的漯水,源自河南武陟縣流經河北、山東入海;洛水就是《禹貢》所說:「導洛自熊耳」中的洛水,是伊、洛之洛,不是陝西境內的渭、洛之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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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譯注


  
平准書第八
劉洪濤 譯注
【說明】
《平准書》所述是漢代平准政策產生的由來,實際上系統介紹了漢武帝以前的富國政策。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大一統的封建集權政府是如何利用權力,扼殺、限制工商業的發展,以求解決自身財政危機的。其主要措施是改變錢法、賣官爵和賣復徒法、官賣政策(由官賣鹽鐵發展到平准法的確立)、強制征商等,對於整個封建制度,這是一個探索過程,也給後人留下了深刻教益。
漢初,國家貧困,經濟蕭條,為了鞏固新建立的封建國家,採取了減輕錢重,以便利流通,求得商業發展的政策,結果反而造成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的局面。後來不得不逐漸增加錢重,還通過改鑄錢、官鑄錢的措施以打擊商人。無疑,漢政府從中得到很多好處,尤其是改鑄錢,宣佈舊錢無效,使士農工商通過各種辛勤勞動換來的硬通貨,一夜之間化為廢銅。但受害者主要是農、工百姓,對商人的打擊卻很有限,錢幣多變,他們便通過「多積貨逐利」;政府獲利也是短暫的,並不能使商業發展,從而根本上改變國家的經濟狀況。由此可見,貨幣僅是流通工具,自有其存在規律,以行政手段,企圖通過改變發行這種掠奪性的措施以從中取巧,是有害無益的。賣官爵和賣復徒法也是改變國家財政狀況的權宜之計,效果更差,會造成一系列弊端,如引起機構膨漲,官爵賤、法律輕等。為糾正這些弊端,勢必用酷吏、行苛政、興大獄,這也是漢以後常見的事實。官賣政策、強制征商才是漢武帝賴以改變財政狀況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措施,但是卻造成一個嚴重惡果:工商被抑制,商業遭破壞。《史記》說:「官賣鹽鐵,鐵器苦惡,賈(價)貴,或強令民賣買之。
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官賣為何商品質量差、價錢貴,主要是用權力切斷了商業發展的根本機制——競爭。漢以後二千年的封建社會繼承了這兩項政策,使封建政府渡過了許多難關,同時也使中國商業始終維持在低水平上,漢武帝的創造是功是過,確是不易評說。
本文反映了司馬遷的政治思想是主張節儉政治的,雖然本質上仍屬於那種主張禮樂治天下的儒學思想。在篇末的評論中他說「安寧則長(zhang)庠序,先本絀(chu)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對於漢武帝的尚武開邊、祭神、封禪、巡遊等「事變」之多極為不滿,認為是漢代重用「興利之臣」,搞得國耗民貧、天下騷然的主要原因,這是一種雜揉了黃老色彩的儒學思想。
【譯文】
漢朝興起後,承繼的是秦朝的破敗局面,壯年男子參加軍隊,老弱運送糧餉,事務繁劇而又財政匱乏,自天子以下備不齊一輛四匹同樣顏色馬拉的車子,大將丞相有的乘坐牛車,老百姓家無餘粒。於是因秦錢太重不便流通,命老百姓另鑄莢錢,規定一金為黃金一斤重,簡化法令,省約禁條。而那些不守法令、惟利是圖的商人囤積居奇以操縱物價,以致物價飛漲,糧價騰踴,米價漲到每石一萬錢,馬一匹價值百金。
天下平定後,高祖便下命令,商人不許穿絲綢,不許乘車行路,加重徵收他們的租稅,使他們經濟遭困境,人格受侮辱。孝惠帝、高後時期,因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寬對商人的法律,然而商人子孫仍不許當官作吏,國家計算官吏俸祿和其他用度,向百姓按需收稅。而山林、河川、園囿、陂地、市場的租稅收入,以及自天子以下至於大小封君湯沐邑的收入,都作為各主管官員的私人費用,不從國家經費中支出。所以從山東漕運糧食,以供給京都中的官員,每年不過數十萬石。
到孝文帝時,莢錢越來越多,而且輕,於是另鑄四株錢,錢文是「半兩」,命百姓可以隨意自鑄錢。所以吳是個諸侯國,但它依銅山鑄錢,富可與天子相比擬,後來終於成了叛逆。鄧通是個大夫,因自鑄錢,財產超過了諸侯王。所以吳、鄧氏錢遍佈天下,導致了禁止私鑄錢命令的產生。
匈奴常常侵撓北部邊境,在那裡屯駐很多戍守的士兵,邊境屯糧不足供給。於是招募百姓能納糧給官府或者運送糧食到邊地的封拜爵位,最高的可至大庶長。
孝景帝時,上郡以西發生旱災,又重新修定了賣爵令,降低價格以招徠百姓;遇赦的罪徒犯重罪罰為官作的,能向官府繳納糧食以免除罪過。更大造苑囿(you,佑)多養廄馬以擴大用度,而官殿、列觀、車馬等也大量增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