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志也，志也。人物列傳，必取別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含詩人之比興。離合取捨，將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今為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后紀，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削而不載，又似闕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穿鑿之流，往往節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確當。今於傳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為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然既舉事文，歸於其義，則簡冊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蹟，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將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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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製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諸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謨、貢、范，可以為經要矣。而《周官》器數，不入四代之書。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蓋政教典訓之大，自為專書；而人官物曲之細，別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為一也。司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為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為篇，足以備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別為八書，以討論之。班氏廣為十志，後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為史家一定法矣。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左氏綜紀《春秋》，多稱禮經。書志之原，蓋出官《禮》。《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漢書》一二名義，可想見也。鄭樵乃云：「志之大原，出於《爾雅》」，非其質矣。然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末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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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沈、范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註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疊幾，難窺統要。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盡入《春秋》，始稱全體。則夫子刪述《禮》、《樂》、《詩》、《書》，不必分經為六矣。夫馬、班書志，當其創始，略存諸子之遺。《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之篇，采掇制數，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馬、班豈不知名數器物，不容忽略，蓋謂各有成書，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備耳。如欲曲折求備，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惟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便於尋檢，此則猥陋無足責耳。史家綱紀群言，將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拾給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禮》，意可互求，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簿書纖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張本，後世又無由而知，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皆漢初經要之書，猶《周官》之六典也。《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隷宮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為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勝矣。萬物之情，各有所極。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床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度數繁重，反並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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