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志家，以人物為綱，而名宦、鄉賢、流寓諸條，標分為目，其例蓋創於元明之一統志。而部府州縣之國別為書，亦用統志類纂之法，可謂失其體矣。夫人物之不當類纂，義例詳於例傳首篇；名宦之不當收於人物，則未達乎著述體裁，而因昧於權衡義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國自具春秋，(羊舌肸《晉春秋》，墨子所引《燕春秋》。)則君臨封內，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罷而郡縣，守令承奉詔條，萬里之外，亦如畿內守土之官，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馬、班《循吏》之傳，所以與時為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專書，古有作者，義例非無可繹。梁元帝有《丹陽尹傳》，(《隋志》凡十卷。)賀氏有《會稽太守贊》，(《唐志》凡二卷。)唐人有《成都幕府記》，(《唐志》凡二卷，起貞元，訖咸通。)皆取蒞是邦者，注其名蹟。其書別出，初不與《廣陵烈士傳》(華隔撰，見《隋志》。)《會稽先賢傳》(謝承撰，見《隋志》。)《益部耆舊傳》(陳壽撰，見《隋志》。)猥雜登書。是則棠陰長吏，與夫梓裡名流，初非類附雲龍，固亦事同風馬者也。敘次名宦，不可與鄉賢同為列傳，非第客主異形，抑亦詳略殊體也。長吏官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興利除弊，遺德在民，即當屍而祝之。否則學類顏、曾，行同連、惠，於縣無補，志筆不能越境而書，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鄉評未允，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為一時循良，便紀一方善政。吳起殺妻，而效奏西河，於志不當追既往也。黃霸為相，而譽減潁川，於志不逆其將來也。以政為重，而他事皆在所輕；豈與斯土之人，原始要終，而編為列傳者，可同其體制歟？

舊志於職官條下，備書政跡，而名宦僅占虛篇，惟於姓名之下，註云事已詳前而已。是不但賓主倒置，抑亦未辨於褒貶去取，全失《春秋》之據事直書也。夫選舉為人物之綱目，猶職官為名宦之綱目也。選舉職官之不計賢否，猶名宦人物之不計崇卑，例不相侔而義實相資也。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與職官有表而政略無志，觀者依檢先後，責實循名，語無褒貶而意具抑揚，豈不可為後起者勸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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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傳之體縟而文，政略之體直而簡，非載筆有殊致，蓋事理有宜然也。列傳包羅鉅細，品藻人物，有類從如族，有分部如井；變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陳謨，《書》之質也；抑揚詠歎，《詩》之旨也；繁曲委折，《禮》之倫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本義也。具人倫之鑒，盡事物之理，懷千古之志，擷經傳之腴，發為文章，不可方物。故馬、班之才，不盡於本紀表志，而盡於列傳也。至於政略之體，義取謹嚴，意存補救，時世拘於先後，紀述要於經綸。蓋將峻潔其體，可以臨蒞邦人，冠冕列傳，經緯錯綜，主在樞紐，是固難為文士言也。

古人有經無緯之書，大抵名之以略。裴子野取沈約《宋書》，而編年稱略，亦其例也。而劉知幾譏裴氏之書名略，而文不免繁，斯亦未達於古人之旨。《黃石》、《淮南》，(《黃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諸子之篇也。張溫、魚豢(張溫《三史略》、魚豢《典略》。)史冊之文也。其中亦有謨略之意，何嘗盡取節文為義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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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吏之跡，難於志鄉賢也。治有賞罰，賞罰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齊，其難一也。事有廢興，廢興異而難易殊，今昔之互視，其難二也。官有去留，非若鄉人之子姓具在，則跡遠者易湮，其難三也。循吏悃愊無華，巧宦善於緣飾，去思之碑，半是愧辭，頌祝之言，難徵實跡，其難四也。擢當要路，載筆不敢直道，移治鄰封，瞻顧豈遂無情？其難五也。世法本多顧忌，人情成敗論才，偶遭罣誤彈章，便謂其人不善，其難六也。舊志紀載無法，風塵金石易湮，縱能粗舉大凡，歲月首趾莫考，其難七也。知其難，而不敢不即聞見以存其涯略，所以窮於無可如何，而益致其慎爾。

列傳首標姓名，次敘宮閥，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標首，非惟賓主之理宜然，抑亦顧名思義之旨，不可忽爾。舊志以知縣縣丞之屬，分類編次，不以歷官先後為序，非政略之意，故無足責也。

○永清縣誌列傳序例

傳者對經之稱，所以轉授訓詁，演繹義藴，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左氏薈萃寶書，詳具《春秋》終始，而司馬氏以人別為篇，標傳稱列，所由名矣。經旨簡嚴，而傳文華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無經之傳，則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紛紛多傳體也。近人有謂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傳。夫以繹經之題，逐末遺本，折以法度，彼實無辭。而乃稱說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譏，以謂公穀非魯太史，何以亦有傳文？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且使身為史官，未有本紀，豈遽可以為列傳耶？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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