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敬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為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為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

唐後史學絶，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眾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罵，指目牽引為言詞，譬若猵狙見冠服，不與齕決毀裂，至於盡絶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

---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為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為瑣瑣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為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粵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旐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雲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為雷霆山嶽，其可乎？

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為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駰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囂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採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為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彞，而糟粕不可實尊彞；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索簠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為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為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立，而必以范蔚宗書為正宗；則集眾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