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書為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玄》九九為八十一，《潛虛》五五為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摛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絶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為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為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二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跡，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並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鳧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為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范之屬是也。(《帝典》、《皋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定名。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皆以章首二字為名。)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象數之書，不在其例。)夫子沒而微言絶，《論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矣。然《學而》、《為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雲萬章之徒所記，或雲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為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為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為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為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為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衛靈？(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靈為賢，不應取此也。)晏嬰、蘧瑗，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為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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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附會篇名，強為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為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為干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為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偽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誤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為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焉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託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則貧賤而託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為伍，策士誇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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