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絶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為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管子·地圓》，《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偽託；非偽託也，為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為墨，為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眾賓客而為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眾為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為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為一代之典要，劉安託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尚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為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為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改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尚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為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為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為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為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為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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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為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學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據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為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為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為師說，孰為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言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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