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為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雲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為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為六家，劉向區之為九流。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為虛位」也。夫「道與德為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原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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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龐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為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眾，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即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為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即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即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閎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為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為治為察，古人未嘗取以為著述也。以文字為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之士，作為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尚念欲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為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藴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立功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為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逆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即為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為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為之治而奏薰風，靈台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詠歎抑揚之致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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