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溝橋事變後，清華、北大、南開組成西南聯大，在昆明集中。司徒喬先生為我畫的肖像隨同我到了昆明，整整八 年，抗戰勝利後，我隨北大遷回北京，仍舊帶著這幅十分珍貴的畫像。聽說司徒喬先生也回到了北京，在西郊臥佛寺附近買了所小小的畫室。我和家中人去拜訪他，見到了相隔十 多年的老友和他這段時期的許多作品。給我印象最深處，是他還始終保持著原來的素樸、勤懇的工作態度。他不聲不響的，十分嚴肅的把自己當成人民中的一員去接近群眾，去描繪現實生活中被壓迫的底層人物，代他們向那個舊社會提出無言的控訴。他依舊保留著他的誠實和素樸。這誠實，這素樸，卻是多年來一直為我所欽佩和讚賞的。而在同時「藝術家」中，卻近於希有少見的品質。
司徒喬先生經歷了無數挫折，到了可以好好為他熱愛的祖國人民作畫的新社會，卻過早地被病魔奪去了生命。他為我畫的肖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失去了！永遠不會失去的，將是許多崇敬喜愛他的人對他的記憶！他的工作態度既曾經影響到我的工作，也還必將為更多的人所學習。他在世時從沒有過什麼得意處，也沒有赫赫顯要的名聲，但他雖死猶生。他給我的最初印象至今還不曾淡漠，永遠不會淡漠的！
　 一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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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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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十一月，我初次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個小型的演講會講話後，就向一位教授打聽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際真先生的情況，很想去看看他。際真曾主持哥大中文系達二十年，那個系的基礎，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紅樓夢》一書研究而言，他就是把這部十八世紀中國著名小說節譯本介紹給美國讀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訴我，他已退休二 十年了，獨自一人住在大學附近一個退休教授公寓三樓中。後來又聽另外人說，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長年把自己關在寓所樓上，既極少出門見人，也從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訪，是個古怪老人。
我和際真認識，是在一九二八年。那年他由美返國，將回山東探親，路過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紹我們認識的。此後曾繼續通信。我每次出了新書，就給他寄一本去。我不識英語，當時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寫好由美國寄我的。一 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間，我和一個朋友生活上遭到意外困難時，還前後得到他不少幫助。際真長我六七歲，我們一別五十餘年，真想看看這位老大哥，同他敘敘半世紀隔離彼此不同的情況。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給他寫了個信，說我這次到美國，很希望見到幾個多年不見的舊友，如鄧嗣禹、房兆楹和他本人。準備去紐約專誠拜訪。
回信說，在報上已見到我來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為保有過去年青時節印象，不見面還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際真長期過著極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難於理解的隱衷？且一般人所謂「怪」，或許倒正是目下認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業已消失無餘的稀有難得的品質。
雖然回信象並不樂意和我們見面，我們——兆和、充和、傅漢思和我，曾兩次電話相約兩度按時到他家拜訪。
第一次一到他家，兆和、充和即刻就在廚房忙起來了。儘管他連連聲稱廚房不許外人插手，還是為他把一切洗得乾乾淨淨。到把我們帶來的午飯安排上桌時，他卻承認作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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