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燕京大學校址在盔甲廠。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裡我見到了司徒喬。他穿件藍卡機布舊風衣，隨隨便便的，衣襟上留著些油畫色彩染上的斑斑點點，樣子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處。這種素樸與當時燕京的環境可不大協調，因為洋大學生是多半穿著洋服的。若習文學，有的還經常把一隻手插在大衣襟縫中作成拜倫詩人神氣。還有更可笑處，就是只預備寫詩，已印好了加有邊款「××詩稿」信箋的這種詩人。我被邀請到他的宿舍去看畫。房中牆上，桌上，這裡，那裡，到處是畫，是他的素描速寫。我沒受過西洋畫訓練，不敢妄加評論。靜物寫生，我沒有興趣，卻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寫。那些實實在在、平凡、普通、底層百姓的形象，與我記憶中活躍著的家鄉人民有些相像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親切，感到特別大的興趣，因為他「所畫」的正是我「想寫」的舊社會中所謂極平常的「下等人」。第一次見面，司徒喬給我的印象就極好。我喜歡他為人素樸，我還喜歡他牆上桌上的那些畫。
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發，燕京中熟人不少參加革命去了武漢、廣州。我卻仍在北京過那種不易生活的「職業作家」的生活。他們來信邀我去武漢，我當時工作剛剛打下基礎，以為去上海或許更合適一些。到一九二八、二九年間，因國共破裂，武漢局勢動盪極大，不少熟人沒有在這種白色大恐怖中犧牲的，多陸續來到上海聚合了。在重聚的人中，除董景天、張采真等，還有司徒喬。這位年青的畫家，仍然是那個素樸的樣子，他為我們帶回了不少作品。對他的人和畫，一九二八年我在《司徒喬君吃的虧》一文中曾寫道：「此時的中國，各樣的藝術，莫不是充滿了權勢，虛偽，投機取巧的種種成分，哪裡容得下所謂誠實？……在一種無望無助中，他把每一個日子都耗費到為長於應世的「高明人」所不為的實際努力下了。沒有顏料則用油去剝洗錫管中剩餘紅綠，沒有畫布則想法子用所有可當的衣物去換取，仍然作成了許多很好的作品，這傻處是我想介紹給大家知道的。我們若相信一個好的時代會快來，要這時代邁開腳步走近我們，在藝術上就似乎還需要許多這樣傻子，才配合得上時代需要！
一種瞭解，一種認識，從瞭解與認識中產生出一點兒真實同情，從瞭解與認識中得到一點兒愉快，這在他，是已算很滿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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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時的上海「藝術家」，多流行長頭髮、黑西服、大紅領結，以效仿法國派頭為時髦樂事。藝術家還必須得善交際，會活動，才吃得開。司徒喬的素樸與這種流行風尚不免格格不入。我卻推崇他的實踐態度，以為難得可貴。在我看來，文學與繪畫是同樣需要這種素樸誠實，不裝模作樣，不自外於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得應有進展的。我對司徒喬已不僅是喜歡，而是十分欽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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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我從青島大學到北京工作，又有機會見到了司徒喬先生。當時他住在什剎海冰窖胡同，已經結婚。經過社會的大動盪，重又相見，彼此感覺格外親熱。談話間自然要欣賞他的新作。生活雖從無安定，他的畫卻已愈見成熟。不久他就主動提出要為我畫張像，留個紀念，約好在北海「仿膳」一個角落作畫。到時他果然帶了畫具赴約，一連三個半天，他極認真地為我畫了張二尺來高半身肖像。是粉彩畫。朋友們都說畫得好，不僅畫得極像，且十分傳神。他自己也相當滿意，且說，此生為泰戈爾畫過像，為周氏兄弟畫過像，都感到滿意，此像為第四回滿意之作。他的熱情令我感動，這幅肖像成為一件紀念品，好好保存在我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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